卖房反悔之后

8年前，他因建房资金紧张，只得以45万元的价格卖掉尚未封顶的两层小洋楼。随后，房价开始上涨，这让他后悔莫及。经多次追讨，房主补偿其10万元。随着房价的扶摇直上，那幢小洋楼又升值至300万元以上。心理失衡的他走上了暴力讨房之路，最终一怒之下刺死当年卖房时的中间人……

忍痛卖掉烂尾小楼

如果世上有后悔药的话，徐磊一定会买上一箱，一粒不剩地吃下去，那样，他就不会失去家里仅有的一幢小洋楼了，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自己也不至于沦为阶下囚了。

徐磊1974年出生于上海市青浦区徐泾镇，父母都是普通农民。初中毕业后，他摆摊做点小本生意，除了养活自己外，还略有节余。

徐磊的父母及一些亲朋好友见他这样靠“打游击”挣点小钱，觉得总不是个办法，遂建议他多方借些钱，租个门面房，开个小吃店或服装店。他连连摇头说：“我没有发大财的命，就这样蛮好……”

一晃几年过去了，徐磊到了结婚年龄。找对象时，他家住的平房又小又破，没有一个女孩能看得上。

经过申请，徐磊以困难户的名义，从徐泾镇政府得到一块近300平方米的宅基地，只交了1万余元费用。

2003年9月，徐磊及其父母拿出全部积蓄10万元，又借了6万元，请来一些工匠，在新划的宅基地上建造一幢两层小洋楼。

孰料，到了2003年12月，房子盖到第二层时，徐磊手中的16万元就所剩无几了。究其原因，他为了让小洋楼抗震效果更好，听从了包工头的建议，把砖混结构改成框架结构，这一来增加了开支。

封顶需要钱，屋里屋外的粉刷也需要钱，徐磊和父母厚着脸皮再去找亲朋好友借，大家都表示爱莫能助。

无奈之下，徐磊只得让工匠停工。他细细算了一笔账，接下去把小洋楼建好，至少还需要9万元。

徐磊到处托人，打算从银行申请一笔贷款，以解燃眉之急，可银行要他提供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作为担保，于是贷款一事搁浅了。

就这样，徐磊家的小洋楼成了烂尾楼，当地人开始笑话他，这让他感到无地自容。好在入了冬，各个建筑工地陆续停了工，这才让徐磊的心里稍稍好受些。

2004年春节前夕，徐磊坐在家里，愁眉紧锁。这天，一个远房亲戚带着个小伙子找上门来了，小伙子叫钱玉彬，他问徐磊：“你这个未建好的房子卖不卖？”

“不卖。”徐磊说话的底气有些不足。

“如果有人愿出高价呢？”钱玉彬说。

“高价”一词，击中了徐磊的软肋。他低头不语了。

钱玉彬要徐磊开个价。徐磊以为钱玉彬是买主，问他能出多少钱。

原来，钱玉彬在上海市松江区一家精密仪器公司当办公室主任，其老板姚长发是广州人，打算在松江区或邻近的青浦区购置一幢小洋楼，供妻儿老小居住。于是，姚长发委托钱玉彬寻找合适的房源，结果发现了徐磊家未建好的小洋楼。姚长发看了钱玉彬拍摄的照片，当即拍板决定，出价50万元把那幢没有完工的楼房买到手。

不巧的是，姚长发马上要出差北京一周，便把买房的事宜委托给钱玉彬。

钱玉彬通过多方打听，得知徐磊因缺钱而将小洋楼停建的情况后，心里有了底气，坚持要他出个价。

徐磊考虑了三天，终于向钱玉彬报出了价码：40万元。

钱玉彬打电话向姚长发请示后，在40万的基础上，又加了5万元。就这样，双方通过一纸协议，将徐磊的小洋楼变更到姚长发的名下。

2004年3月初，徐磊和姚长发正式签订了一份《房屋转让合同》，成交价是45万元。钱玉彬作为中间人，在合同上签了字。

徐磊拿到45万元卖楼款后，先还掉所欠的6万元外债，接着在徐泾镇上开了一家餐馆，生意只温不火。

两个月后，姚长发出资完成了小洋楼剩下的封顶及内、外墙粉刷等。这时，徐磊望着化蛹成蝶的小洋楼，开始后悔了。在他看来，自己建楼已经花掉了16万余元，而姚长发所出的45万元只相当于地皮钱，等于建楼款几乎都是自己出的。

思前想后，徐磊把心一横，闯进了钱玉彬的办公室，说：“我的小洋楼卖得太便宜了，你得补偿我16万元建楼款。”

钱玉彬说：“咱们不是签有合同吗？既然谈妥的购楼款45万元白纸黑字写下来，那就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徐磊坚称，那份合同没经过公证，是双方私下签的，如姚长发不补偿1　6万元，自己就去法院打官司。

钱玉彬请示姚长发后，告诉徐磊：“我的老板不愿拿出这笔冤枉钱。”

徐磊并未善罢甘休，一次次找钱玉彬软磨硬泡。为息事宁人，姚长发只得答应了徐磊的要求。随后，双方在公证处签订了一份补充协议，上面注明；一次性追加徐磊10万元作为卖楼补偿，如徐磊提出收回小洋楼，除了退回姚长发55万元购楼款外，还得支付150万元违约金。

拿到10万元补偿款之后，徐磊这才求得了心理平衡。
看房价暴涨悔断肠

到了2005年，上海的房价如龙抬头一般暴涨。徐磊所开的餐馆房东也随行就市，将原来每月3000元房租增至5000元。当时，他的生意略有盈余，可房租一涨，意味着亏损已成定局。

徐磊再也坐不住了。那天上午，他守在原本属于自己的小洋楼门前，堵住了正准备出门的姚长发，表示现在房价涨了那么多，要他再稍微补偿一点差价。

姚长发板着面孔说：“你蛮不讲理，你这是无理要求！房价涨了，你要补偿；假如房价跌了，你会主动登门补偿我的损失吗？”

徐磊说：“你是大老板，我是一个小市民。我惟一一幢小洋楼低价卖给了你，算是吃了大亏，你不可怜我，总得同情我吧……”

姚长发认为徐磊卖掉小洋楼后见房价上涨一次次后悔，每后悔一次就讨要一次补偿，岂不是把自己当作取款机？

徐磊坚称自己当初不准备卖房给姚长发，是钱玉彬左一次右一次说动了自己。

姚长发不愿听下去了，朝徐磊摆了摆手，然后快步向停在不远处的宝马车走去。

徐磊愣了一下，转身朝姚长发跑去，拦在他的前面，要同他继续论理。

姚长发吼叫道：“你再这样纠缠不休，我就打110报警！”说完，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就要拨号码。徐磊见势不妙，赶紧离开。

回到自己的餐馆里，徐磊生起了闷气，他进了一个小包间，要厨师炒两个菜，然后打开一瓶白酒，一杯接一杯喝下了肚。很快，他酩酊大醉，吐了一地。

服务员何晓莉发现后，买来苹果醋，用汤匙小心翼翼地喂进徐磊的嘴里，然后，她还把地面拖得干干净净。见他还没有醒酒，她又端来一盆水，把毛巾打湿了，一遍接一遍敷在他的额头上……

等到酒醒大半，徐磊望着忙得满头是汗的何晓莉，心里很是过意不去。“老板，你多保重吧。记住，下次少喝酒。”说完，她脸一红，就走开了。

“难道，难道她对我有意思？我已过了而立之年，该找个对象结婚啦。”徐磊望着何晓莉的背影，心想自己虽是上海男人，但相貌一般，加上没有稳定的工作，很难找到本地女孩作老婆。

2006年春节期间，徐磊与何晓莉闪恋并闪婚。何晓莉来自安徽省天长市的偏僻农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父母体弱多病，家境贫寒。租房办完婚事，徐磊花了七八万元。新婚的快乐，使他暂时把贱卖小洋楼的窝心事搁置在一旁。

一年后，何晓莉给徐磊生下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初为人父，他的喜悦没维持多久，就被餐馆生意一天不如一天的现状搅得焦头烂额。望着对面新开的快餐连锁店人来人往的热闹景象，他急得直跺脚，却又无可奈何。

过了两个月，徐磊难以将亏损严重的餐馆经营下去，只得低价转让。

为挣得奶粉钱，他通过朋友介绍，进了建筑工地打工。他从早到晚干着苦累脏的活儿，所得的报酬不过六十元左右。为了儿子那张嗷嗷待哺的小嘴，他只能咬牙硬撑着。

那天晚上，房东又来收房租了，徐磊和何晓莉找出全部的零钱，凑在一起还不到800元。房东接过700元现金后，对徐磊夫妻俩说：“剩下的300元，两天内必须交清。你们看看，现在的房价涨成了什么样子？明年，我要将房租涨到每月1500元。”

这话如同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徐磊脸上。他太想拥有属于自己一家三口的住房了，不由地痛恨自己当初卖掉小洋楼的事，要是那幢小洋楼留到现在，自己和老婆儿子还至于过这样的日子吗？

徐磊一连好几个月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为了不让何晓莉跟着难受，他一直没向她透露卖楼的事J隋。

转眼到了2008年5月，何晓莉把儿子交给公婆照看，自己与徐磊一起来到建筑工地上打工。一个月干下来，她变得又黑又瘦。徐磊心疼极了，决定再次找姚长发讨“说法”。这时，上海的房价又经过了新一轮的涨幅。

徐磊再次把姚长发堵在小洋楼门前，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姚长发说：“你不要乱来，咱们得按合同办事。你认为自己卖楼吃了大亏，那就去法院起诉我吧。法院判我赔你多少，我就赔你多少。”

姚长发指点的这条道让徐磊看到了希望。然而，当他带着《房屋转让合同》和补充协议，前去找几名律师咨询，得到的是同样的结论：“这个官司，你根本赢不了。”

徐磊认为自己被姚长发耍了一把。为了尽快达到目的，他苦思冥想好几个晚上，脑海深处终于闪现出一条妙计。

那天上午，徐磊又一次堵住正准备出门的姚长发，他从包里拿出一瓶剧毒农药甲胺磷，闯进屋里威胁道：“姚老板，你不补偿我的卖楼损失，我就在这里喝下毒药自杀，让你的小洋楼变成凶宅！”说完，他开始拧瓶盖。

“别别别，你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姚长发吓得脸色突变，赶紧伸出双手阻止徐磊。

徐磊这才把药瓶放进包里。其实，瓶里装的并不是甲胺磷，而是自来水。他这样做，只是为了吓唬一下姚长发。

经商量，姚长发提出，由徐磊按合同违约把小洋楼收回，然后自行销售。徐磊见有利可图，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徐磊要姚长发提供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以便于自己联系买主。而姚长发要求他拿出违约金，一手交钱，一手交，证。

徐磊哪里拿得出55万元房款加上150万元违约金呢？尽管如此，他还是开始了漫长而又艰难的“卖楼历程”。

此时的上海房价再一次攀升，徐磊觉得，挂在姚长发名下的那幢小洋楼，是他这辈子惟一的“资本”，如果追不回来，这辈子太失败了。

2009年春节前，徐磊经朋友牵线，终于找到一个愿意出资360万元购买小洋楼的潜在买主。

徐磊兴奋得手舞足蹈，当即找到姚长发，表示最近要带人前去看房。

姚长发说：“好啊，看房可以，不过你得先预付100万元违约金。”

徐磊表示，等到自己和那个买主签下合同，拿到售楼款后，会一分不少地把150万违约金和55万元房款交给他。

姚长发咬定，没有任何商量余地，徐磊先得拿出100万元违约金。

这一突然冒出来的“拦路虎”，使得徐磊未能与潜在买主做成交易。

“姓姚的，你这一招真阴啊！你这是故意让我卖不成楼，白白损失150多万！”徐磊对此非常气愤。

2009年春节期间，徐磊又找到了姚长发，开口向他讨要150多万元的小洋楼差价。这次，姚长发没有开口，而是从包里拿出一份打印好的材料，递到徐磊的手中。

徐磊打开一看，原来是一份“郑重声明”：本人已和徐磊讲得很清楚，不会再给他小洋楼的补偿款，如果徐磊要违约收回房屋，则要按照当初《房屋转让合同》及其补充协议上的条款，支付给自己150万元违约金。

要不来差价要走人命

追讨小洋楼差价不成，徐磊整日生活在悔恨之中，他对姚长发的愤恨也与日俱增。

2009年3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徐磊买了把西瓜刀，来到那幢小洋楼前。他躲在墙角，等待姚长发出现。

当天晚上8时许，饥肠辘辘、嗓子干得冒烟的徐磊终于见到了开车回来的姚长发。姚长发刚推开车门，突然看到手持西瓜刀的徐磊，赶紧带上车门，迅速驾车离开现场。

姚长发逃脱后立即报警，徐泾镇派出所民警很快找到徐磊，对他进行了说服教育。当着民警的面，徐磊只得保证以后不再拿刀威胁姚长发了。

第二天，徐磊异常烦闷，索性去姚长发的公司，打算找他“谈谈”。他来到公司门口，对保安说，自己要见一见姚长发。保安问他找姚总有什么事情，他支支吾吾想说又不好说。保安说：“姚总很忙，你站在外面等我的通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