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子间时代话题

1982年年初，我从上海师大毕业，经过一番周折，被分配至安亭师范学校当老师。

我去安师上班后，第一个周末回到家，父亲对我说：“现在你能自食其力了，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可以去见马克思了。”

我回答：“你瞎说什么。”

对于我的成长，父亲只发表过两次简短的感慨，这是一次。另一次在我30岁生日那天，父亲对我说：“你都30岁了。”

我说：“那又怎样？”

父亲说：“真希望你永远不要到30岁。”

父亲平常很少对孩子流露感情，因此那两次相隔数年的对我“自食其力”和“年满三十”的感慨，都给我印象很深，只是其中的感情因素给我的印象不同，前者让我有些莫名的排斥，后者令我怦然心动。不必说，父亲对儿子的成长充满喜悦，但他的话里总是含有悲感。

有时彼此争得面红耳赤，父亲忍不住依仗父权大喝一声：“不要说了，我不要听！”

一次发生激烈的争辩后，父亲忽然放缓语气，自嘲道：“我们之间的争论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父子关系。”

从20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价值观念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不再像过去那么统一。

莫名的争辩，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中国家庭里屡见不鲜，是两代人矛盾的主题之一，是中国家庭饭桌上的一道特别风景。许多我这一辈的人，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为这种争端在饭桌上被做父亲的拍桌子轰出家门。我父亲也曾喝令我“滚”，不过事后他又对我母亲说，以后我们和孩子有矛盾，不要再叫他们“滚”，叫他们滚到哪里去？这没意义。父亲去世已近十八年，这些年来，我常想到父亲，常为自己当年一次又一次为形形色色的“时代话题”惹怒已病入膏肓的父亲，心怀愧疚。

父亲最后一次住院是在嘉定中心医院新开设的老干部病房。去世那天，1992年2月3日，是农历大年三十。我以前曾听说有的人死前会流泪，看到父亲弥留之际，眼角处渗出几滴泪水，我相信了。我对弟弟说：“爸爸哭了。”一边伸手去擦。我的手刚碰到父亲的脸，自己完全没有防备，忽然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

父亲去世后，有好长一段日子，我常对人家说这话：“现在我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人了。”

我心里还老想着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对我说过的两句话。

“小明，想想办法。”

“小明，你用点力掐一下我的脚。”

母亲常说父亲个性懦弱，甚至说过他生活态度消极。不过，在父子相处中，父亲从未对我们流露出软弱。另一方面，我们兄弟俩和父亲极少有肢体上的接触，我甚至都没有被父亲抱过的印象。你可以说父亲羞于亲情的表露，无论是在被动的方面还是在主动的方面。父亲在备受病痛折磨时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想想办法”，父亲这是在求告我吗？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何况父亲一直在本地最好的医院接受治疗，住最好的病房，对此我心里还有优越感。父亲去世后，想到他曾嘱我“想想办法”，我感到特别难受。父亲不见得认为我有更好的办法，他破天荒对儿子说这样的话，说明他当时内心是多么软弱无助。

大概在最后一两天，父亲忽然要求我“用点力”掐一下他的脚（观察水肿情况，其实无此必要）。这也让我感觉心被撞击了一下。父亲从来不会叫我做这样的事。一直以来，在我们家，父子关系更像朋友，堪称友好，在临终前，父亲似乎借病体流露出对于比友好深一层的亲昵的父子关系的要求。这让我有些不舒服、不习惯，我并未照父亲说的做，却掖好他脚上的棉被，不以为然地回答：“医生刚检查过，稍微有点肿。”
 
　　父亲离开我们太早，66岁，我才33岁，完全没有准备。父亲走后好几年，我还经常感到会在家里或他生前常出现的几条街道上碰见他。要是父亲真出现在眼前我不会觉得惊骇。

在父亲晚年，医生强烈建议他戒烟，家人也不让他吸，但父亲从未真正戒过烟，有几次我碰巧发现父亲一个人蹲在马路边吸烟，看到我立刻将夹着烟卷的手藏到背后。如果这一幕再现，我将不再去惊扰他，等他从容、悠然地把那支烟抽完后，再过去和他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