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根弦始终没断

1938年，日本侵略军的铁蹄正在从华北向中原袭来，八岁的我跟着父母客居在武汉。

秋天，故乡沦陷，父亲被日本侵略军活埋，这就决定了我后来的去路。认定“革命”是唯一高尚的追求，于是，千方百计，义无反顾，舍死忘生，投奔沙场。

对于我来说，1957年春天那场猛烈的反右派运动，如同晴天霹雳一般。做梦也没想到，我这个“自己人”也被戴上了一顶“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桂冠。一个理想主义者被“理想”抛弃。同时，被社会抛弃，被人群抛弃，此情何堪？仅仅是带给亲人们的屈辱，就能把人压死。

我们家是一个新婚燕尔的二人世界，妻子王蓓是年轻的电影演员，她会怎样看待我们所面临的奇耻大辱呢？她曾经是那样自珍自爱。从今以后她还能挽着“反革命”丈夫的臂膀上街吗？

等我回到家，她的第一道目光，仍然是往日的温情。当有些人为了羞辱我，组织一些小学生在我的窗前齐唱“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右派分子夹着尾巴逃跑了”的时候，她竟敢冒险走出去劝说小朋友们离开。更有甚者，她还多次到我劳动改造的场所陪我去加班干活。

那时我发现，我是多么低估了她。不仅低估了她，也低估了我的老母亲。母亲在八年抗战期间，曾经靠拾麦穗、剥树皮把我们五个年幼的兄弟姐妹拉扯大。1958年夏天，她千里迢迢来看望我。刚从轮船上下来的母亲，当即在我脸上发现了我的极度沮丧，她小声在我耳边说：“对娘说句真话，真的是你错了吗？”我摇摇头。

停顿了好一会儿，她老人家才再问了一句：“……还给你发粮票不？”“给。”“给粮票就行，叫媳妇生个儿子。”

两年后，癌症手术后的妻子，无视医生的劝阻，冒险为我们生下一个儿子。我最亲近的两位女性，在大难临头的时候，没有讲过一句抱怨或开导我的话。

1964年，为了活得体面些，重新回到军队，心里又点燃起“理想”之光。心甘情愿地与妻儿两地分开，一年一次鹊桥相会，又把他们放进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了。

“文革”开始，造反派从我宿舍里搜出一封家书，妻子仅仅在信中为我的处境说了两句委屈和焦虑的话。他们竟然对她实行残酷的武斗，几次将她悬空踢倒在地，几乎丧命。接着就是整整七年不能与妻儿见面。

“文革”后，我又为一些与“理想”相关的物事奔忙起来，妻儿仍然被放在次要和被忽视的境地。儿子是怎样活下来的，是怎样长大的，是怎样考取大学的，为人父的我，竟然一概不知。可想而知，她付出过多么大的艰辛。

如今，一双耄耋老人，相依为命，总应该平静下来了吧？不。五年前，妻子又罹患阿茨海默症，暮年的天空，立即一片阴霾。现在，她对所有年轻人都叫大哥大姐，有时会把我误认为是她早年仙逝的父亲，准确地说，是父亲和丈夫的重合，管我叫“老爸”，或者“老爷子”。据我所知，她自幼缺少父爱，父亲是个无暇顾家的人，生前总是在他那小小的钱庄里忙忙碌碌。自她17岁从父亲手里接过一只小皮箱，随着电影导演孙瑜离家去上海以后，就再也没见到父亲了。

我发现，如果说她已经完全失智，是不对的。她有一根弦始终没有被割断，那就是我和她之间那根弦。我是她唯一认识的人，顿顿服药、吃饭、喝水，都要让我首肯。“老爸，这能吃吗？这能喝吗？”

每当我要外出的时候，问她：“你在家休息吧。” 她总是像孩子那样回答我：“我不总是跟着你的吗？” 我只好带着她，即使是开会，她静静地坐在一旁，微笑颔首，一言不发，谁都不会把她当做病人。

当我一定要独自外出的时候，她会大喊：“你想想，我能单独留下吗！” 她隐隐约约地能意识到自己独处时没有安全感。是的，万一我不得不从她身边离去，那将不是我一个人的灾难。

最近，我的八岁的小孙女聪慧，无意中听到爷爷在碟片里朗诵诗歌的声音。她立刻就安静下来了，坐在一张小板凳上，低着头，一动也不动了。等到她抬起头来的时候，我才发现她的脸上全都是泪水。她还那么小，就懂得爷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