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房也是家

 

　　租房早就不被认为是一种低端的居住方式，除了几百万的毕业生要租房，在限购令迟迟不退的2013年，许多家庭同时当上了房东和房客，出租自己的小套房，租下能容纳新生儿、爷爷奶奶和月嫂的大三居甚至复式，代价是位置更远一些，或者拿出更多的钱。

 

　　这时，人们已经疲惫于依据租售比去讨论到底是租房好还是买房好，因为你发现都不容易，也都将带给你类似的苦恼和幸福感。刨除掉经济学上的纠葛和为生活所迫的无奈，我们愿意来谈谈这种短暂的购买带来的变化。你有了更灵活的方式去选择邻居，选择物业，选择东南西北城的不同气质，选择你希望获得的生活状态。换一套房子住，是在更迭生活。在辞旧迎新之间，家的概念也许会愈加明晰。

 

　　毕业第一课

 

　　今年夏天，1990年出生的孩子大学毕业了，签约率创新低已经不是新闻，毕业生拿到offer又忽然接到解约通知和赔偿款的案例在刷新我们对“最难毕业季”的认知，不难想象，租房会是他们在烈日下头拍完毕业照之后第一件要面对的难事。

 

　　大多数人会选择合租。通常是建于上世纪80年代的老房子，谈不上有物业，只有逢年过节来查暂住证的居委会阿姨，楼下有个小杂货铺和送纯净水的站点，楼道里贴满小广告，电器老旧得让人不敢多碰一下，下水道时常堵塞，单元楼下没有防盗门，坐满了狐疑地看着你和你同屋的大爷大妈。更有倒霉蛋，遇到奇葩邻居，不是终日争吵就是定时发出怪异声响的。贴纸条、敲门、找片警、打110都未果后，最后多因为自己租房者的身份放弃申诉，只好找隔音板糊墙上，封窗户，购置低音炮，等到一年租约满，才把这个比同户型都便宜三百的房子踏踏实实退了，拿回了好几千的押金，告诫自己绝不再贪这个便宜。

 

　　如果毕业后第一个房子租得顺心，可以说明一个人有以下优点：做任何事之前先提前做功课，懂得与比他更了解这个行业的中介谈判，对合同的研读很仔细，情商挺高找到了合适的室友，对预算和自我要求的平衡能力不错……如果优点一个都没说中，那就更要恭喜了，运气好比什么都管用。

 

　　但这样的人挺少，年轻人对自己的第一间屋子印象深刻，因为“太惨了”。工作不顺醉酒后回到简陋的房间看到室友弄得满地垃圾不管不顾时都要扪心自问：“这是为什么？”

 

　　在一篇两年前的外媒稿件里，我读到过一些作家在上个世纪40年代的租房状况。1939年，32岁的英国诗人W·H奥登搬进布鲁克林，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世界闻名的作家了。他在蒙太古平台（Montague　Terrace）一号住了快一年，离弗吉尼亚·伍尔夫原来的住处只隔着两户人家。他对自己房间里的壁炉和窗外的美景很是得意。可是他和大多数的房客一样厌恶多事的包租婆——没过多久他也付不起75美元的月租了。奥登在交不起房租后就搬进了那间阿奈斯·宁笔下的“二月之屋”——由杂志编辑乔治·戴维斯和卡森·麦卡勒斯1940年在布鲁克林高地租下一处房子改建的文艺沙龙。奥登负责收房租，陆续有文艺青年搬进搬出，一时间成了混乱的派对举办地和文学创作的孵化器。

 

　　像这样穷得叮当响却由着年轻的念头在出租屋上空自由撞击的场景，大部分离开家读大学的人都曾经参与过。乔治·戴维斯和麦卡勒斯的沙龙并不陌生，它就出现在北京的各个角落，过去十年二十年到未来，它都将继续出现。

 

　　所以就大方地接受这个阶段吧，在你觉得凄凉的同时，也是人生之不可重逢的时刻——同龄人之间最真挚最有营养最偏离俗世的对话，没心没肺吃烧烤喝啤酒的夏天夜晚。当你不小心升职加薪终于搬进2000年以后盖的高层小区的一居室时，这一切就悄悄走了。

 

　　租个洋房

 

　　林亚青（化名）和他太太都不是上海本地人，来得早，打拼得顺利，房子十多年前就买好了，前几年又换到了古北，别人一听地方就知道住得好。有一天林亚青忽然在20多层的落地玻璃前感到一阵心慌——他觉得自己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不管是工作压力，还是视觉压力，周围的高层密密匝匝地就像要压倒过来，每天除了对面黑洞洞的窗户什么都看不到。

 

　　林家两口子决定搬家。看房结果令人难过，怎么也找不到面积、舒适程度、绿化率、容积率、便利程度都让他们满意的房子。后来吃晚饭时去了武康路附近，林亚青就做了决定，他们卖掉了市值几百万的房子，搬进武康路租价3万一个月的花园洋房，接湖州老家的双方父母同住，林亚青的太太打算在这栋房子里生育他们的第一个宝宝。

 

　　这栋老房子在原先的法租界里，小弄堂里只有四五栋房子，住客有老外，也有合租的小年轻们。梧桐树沿着路铺进来，站在二楼的小露台上是一片绿色。孩子们常在弄堂里玩，扔飞盘，打球，爬墙上树，滚得全身都是灰也不怕，这让林亚青和太太越加坚定地支付昂贵的房租，太太认为只要这条弄堂里一直有小伙伴，孩子可以少上一年幼儿园，这样又折掉一笔开销。

 

　　这套只租不售的花园洋房自然有缺点，内部还需要修缮，管线老旧，洗手台漏水。林亚青工科出身，买了一套工具就开始干活，太太和邻居讨教打理小花园的诀窍，根据朝向选了茶梅和三色堇。两个人曾期盼的请长假去英国住上一阵子，过过园丁和工匠生活的愿望在上海实现了。

 

　　但父母们并不支持。他们觉得交出去的房租打了水漂，再也买不回古北那么好的房子。林亚青跟他们解释卖房的钱都分成不同的理财方式，用收益来抵消房租，老人们还是很难接受，古北的房子已经成了一种标志，象征着外乡人在上海获得的认可，可对生活有着笃定打算的林氏夫妇并不需要这种形式的认可。至于以后怎么样林亚青没有想太多，即便这花园洋房也有不合适的那一天，只要钱一直挣着，就不怕脑袋里再出什么新想法。

 

　　青浦的小河边租一套农家院栽花种菜，回到石库门租新装修过的带阁楼的套间开工作室兼居室，几个年轻人分租一套花园洋房，在一楼开咖啡馆或书店，在上海不少见。在北京，跑到顺义租别墅的早就有了，影视圈子里有不少人都是这样，长期宅在家里码字，想本子，不需要奔波在上下班高峰的马路上，索性空着城里自己写第一个本子挣钱买的大房子，租到近郊，可以坦然养大型犬，遛孩子，写不出东西就钓钓鱼，就算是晨练吸的霾也比城里少一点。

 

　　从A频道调到B频道，换一种支付方式，其实也是换一种收获方式。

 

　　住好点，再住好点

 

　　苏元元（化名）这几年一直在租房，从自己家东二环的老公房搬出来，换了好几个地儿，一个比一个高级，都是物业费超过6元钱的高档小区。她最早是去一个客户家送合同时发现的，原来高级小区是不会有小广告的，每个楼是有管家的，电梯是干干净净的，空调是中央的不需要在墙上打眼，窗户外头的绿化是真的一大片草坪有人定点开水龙头浇水的。

 

　　她开始了“住好点”之旅。苏元元的道理是，物业费是房东交，就算他要折算在房租里，反正没直接从我这儿收走，我心理上还是觉得是房东交了，怎么说都是值得的。她出租了自己的房子，用来补贴高级小区的昂贵租金，折算下来也还可以，她只打算这样住个一两年，算是个体验。“世贸天阶附近的那个小区千万别住有底商的低层，都是咖啡馆和bar，夏天得闹到夜里一两点，投诉多少次都没用，那个小区没有门，虽然一大片绿色，但是总感觉不太安全。”苏元元最喜欢朝阳公园西门的那些公寓，虽然是十年前的房子，外观不算好看，绿化面积也小了点，但是住户的素质高，多是外国家庭，在电梯里遇到都自然地微笑打招呼，到了万圣节，楼道里的小朋友会挨家挨户地要糖。苏元元觉得在这里住的那半年太愉快了。从来没听到住户跟物业发生争执，都是礼貌沟通，大家在公共空间也很注意，声音小，不留垃圾，这和一些租金比这里高出20%的新小区非常不同——那里电梯旁的垃圾筒总是丢满烟头，四周还有痰渍，偶尔还会在早晨上班时遇到宿醉归来衣衫不整的女邻居。

 

　　苏元元的老公房还有一年多就结束出租期，她的“住好点”之旅将暂时告一段落。从小住在大院里的她也有点想念那些自家的枣儿熟了柿子红了就洗干净送家里去的老街坊，在苏元元看来，他们的存在可以抵消许多老房子的不如意。

 

　　老房子里有爱的故事也不少。豆瓣网友Lu在北京先后租过两套房子，都是一居室，月租分别是2800元和3500元。她和房东商量好，简单装修居室。于是这两套我们再熟悉不过的“老破房子”在几千块的预算之下变成了宜家样板间。自己刷墙，一套200块的钻孔工具，木头隔板和三角撑，让大量储物空间上墙，房东留下来的老式沙发床铺一块muji的沙发布就立刻变样了。Lu的相册叫《租房也是家》，这句话鼓舞了很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