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时期
来源: 中国经济周刊 作者: 安静的夜 时间: 2013-08-04 阅读: 次
他们是中国对外开放后诞生的一个新群体，一个体面的特殊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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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精英一代，大多毕业于名牌大学，工作在传说中的跨国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这些经济帝国的在华命运。
他们的生活是许多人的梦想：衣装笔挺，说话中英文夹杂，出入于高档写字楼，出行坐飞机，住五星级酒店，拿美元补助，度假就是出国游玩。
他们就是中国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领。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们，发现自己正站在一个尴尬的十字路口。
2012年下半年以来，外企裁员潮波及中国。
2012年7月，诺基亚表示要关闭中国两个区域销售中心；接着，惠普宣布将于两年内全球裁员2.7万人；8月，摩托罗拉宣布裁减4000名员工。进入2013年，汇丰宣布今年将全球裁员3万人。3月8日，摩托罗拉员工收到总部的邮件显示，公司将再次裁员1200人。3月20日，汇丰人寿在上海宣布关闭其个险业务，数十名员工及上百名营销员遭遇“闪电裁员”。
受到这次职业危机影响的不仅是外企的普通白领，高管们所受的冲击比以往历次裁员都要剧烈，尤其是上个世纪90年代最先进入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姑且称之为“外企白领一代”，他们不得不开始面对职场中的“40、50”现象。
他们还好吗？！
忽然发现自己成了公司最尴尬的人
Stella的前半生经历，可以说是著名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现实版。
1996年，大学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设计院当实习生，由于英语专业的关系，负责一些文字翻译，有机会和外企公司的员工接触。当时的北京，CBD还处于城乡接合部的“八王坟时代”，摩天高楼屈指可数，国贸和中国大饭店等寥寥几座。
一个暑假下来，外企员工的工作状态让Stella叹为观止。“我当时都傻了，真羡慕呀！我们辛辛苦苦算一周的数据，人家那边计算机轻松搞定；我们要一次次坐1号线地铁回单位集体开会汇报领导，人家现场全球电话会议，我羡慕他们出差的待遇，羡慕他们流利的外语，羡慕他们开阔的眼界，所以我给自己立下了志向，以后一定要加入外企！” Stella感慨万千。
彼时的外企在规模上远不如现在的跨国公司，仅仅就是“某某公司中国办事处”，在人才招聘上还没有那么高门槛和过五关斩六将的考试。外语好、懂技术无疑是一个敲门砖，毕业时，Stella轻而易举找到了一份跨国公司办事处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来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缩影：勤奋、吃苦外加善于沟通，即所谓的高情商，让她一步步从文员变为Team leader（团队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后在29岁那一年成为新更名为“某某跨国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高级经理”。同时，她也在生活质量上实现了大逆转：从合租房子到在北京四环外拥有自己的公寓。
随着新世纪跨国公司在华数量的增加，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各个跨国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再加上海归疯狂回国创业潮的到来，Stella发现无论她如何努力，只能在原地打转。
“在这个地方，国籍决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层楼的建筑的话，每层楼的人依次是：五楼（跨国公司注册国家的）本国人； 四楼：其他国家的外国人 ；三楼：东南亚华人；二楼：有总部工作经验的海归或者有政府关系及客户背景的中国人，所谓外企的中国高管 ；一楼：一般中国本地雇员。” Stella形象地比喻。
当她止步“二楼”3年的时候，忽然发现自己已经30多岁了。“我忽然发现自己成为最尴尬的一群人，我的上面永远是一个讲着带有严重口音英语的岛国人士，非常难相处不说，还经常要步步惊心四平八稳处理各种office关系。我的下面是一群脸蛋如青苹果一般的小女孩儿。”Stella说。
当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岛国人士上司之后，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个位置永远是留给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在经历金融风暴开始大裁员的时候，Stella知道她必须做个选择。
于是，她利用自己积攒的人脉，开了一家小型公关公司，虽说生计不愁，但是相比以前的风光，还是让她不得不去适应：之前是率领20个人团队，充当甲方牢牢掌握话语权，现在则是带着几个大学毕业生，开始赔着笑脸将乙方进行到底；之前是人群中的焦点负责全球最大Boss的新闻发布，现在则是幕后统筹充当服务角色；之前每年几次出国培训和公干，爱尔兰、英国、美国、澳洲和新西兰是家常便饭，五星级酒店是标配，现在则要自己出钱精打细算……
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郝建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个人迈入“40、50”阶段后，这是决定人生跳槽的关键阶段，可选择的范围相对狭窄。对于外企白领一代来说，跨行业和职业已经非常困难，他们只能在企业之间进行转换。目前很多人选择创业或者进入民营企业，这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会比其他人面临更多来自企业文化上的不适应和个人心理上的落差，需要好好调适。
一颗心事重重的高级“螺丝钉”
相比Stella始终对外企有一份情结，David则属于已经把这个地方看得透透的那种人。
就像美国影星乔治·克鲁尼在影片《在云端》中塑造的那位拿着白金卡整天飞来飞去的裁员专家一样，David从大学毕业开始进入外企，他已经在这个圈子20年了，20年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计其数，用他自己的话是“英美法德澳，八国联军都快全了！”
从能力上说，能做到外企整个亚太区MD（市场总监）这个位置的人凤毛麟角，管着从北京、上海到新加坡、雅加达，甚至东京、悉尼的人了。从人际上来说，他在这个圈子拿到过极高的表彰，大名鼎鼎无人不知，都说他是下一任统领大中华区数百亿人民币业务的总裁的不二人选，升职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雾霾天的影响，PM2.5指数不时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阴郁。
周五早上9点，他例行到公司冲上一杯咖啡后，打开电脑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前第三季度财报电话会议后，全球大Boss说的那句“目前形势低迷，希望大家有所准备”的话，让他预感到一丝不妙。
果然，在刷新了几次公司邮箱后，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发布的第四季度财报。长达30页的PDF文件详细罗列了该季度公司营收、利润等内容，但David只被财报最后几句话吸引住：“公司必须节省人力，开始进行无薪休假计划和人力调整。”
10点钟，David接到公司CEO的邮件，通知他负责的华北大区要给出裁员名单并进行一系列的改组措施，并且从华东空降了两个新部门主管，这一切都要在三天内完成。
整个楼层开始人心惶惶。同事们开始沉默等待和猜测，几乎所有人都默默坐在自己办公位上刷新着内部即时通讯工具和邮箱，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已经被裁员，当然最担心的还是自己！原本视频会议的几间会议室已经被人事部征用，用于分批通知被裁员工。
David开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说辞来安慰被裁掉的下属：“外企其实就是一个卖产品的公司，在哪里都一样。出行乘飞机，住高档宾馆，就是维护公司形象；西服革履，提着电脑包，讲点哪怕中国式的外语，时不时带几个老外出去，就证明自己的东西跟国内的不同；说白了，这些就是画皮。没有必要在这里耗，拿着几万元赔偿，换一个更好的offer才是最明智的。”
接下来的几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觉得外企已经不是昔日的豪门，目前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发展、央企和民企异军突起的时代，许多外企在中国的公司规模和业务范围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加上最近几年公司的财报数字一年比一年难看，与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购自己再寻找下家，不如及早离去。
但是外企家大业大，自己早就习惯了出差总是出入五星级酒店甚至常常商务舱来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职太太，两个孩子正在上着国际学校，一家人习惯了高标准的中产生活，“当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们儿有的自己创业去了，有的去了民营企业，以我目前的薪资标准其实去哪里都一样。创业已经年岁不饶人，而且外企职责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细，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专属于本职工作，不能发展其他职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变成了一颗‘螺丝钉’。去民营企业呢又是重头再来，不免又是一番争斗。”David心事重重，决心近期给自己放个假，想想今后何去何从。
还可以向上走的“大P”
选对了行业，可能会走得更远。
Richard，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即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下称“四大”）中某一家的合伙人，他笑称自己已经“四张”了。回想过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觉得充满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种无力感袭向心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跨国公司的财务漏洞被暴露出来，“四大”的各类官司不断，审计和咨询业务之间的“暧昧”关系更是受到指责。Richard希望能够做到无愧于心。
晚上9点，位于上海浦东陆家嘴的办公室里，Richard和他的团队仍然在挑灯夜战。Richard起身到茶水间给自己泡了一杯青咖，不加糖也不加奶，这样更能够驱散睡意。他知道为了手上这家客户的上市项目，手下十几号人的团队又将度过不眠之夜。
加班和出差，是这个行业众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说，在很多人眼里，“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来换钱，后20年是用钱来换命。当40岁逼近的时候，他时常会问自己：自己的人生还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进入公司的第三个年头，Richard接到了人生中第一个猎头的电话，某家总部位于广东的企业亟须找一位财务经理，猎头暗示他，再做个两三年晋升总监并非难事。Richard拒绝了。2007年，这家企业顺利上市，财务总监同样有着“四大”的经历。Richard说，他有些后悔当初的选择，但已经来不及了。
在过去十几年里，Richard有不少朋友同事跳槽，从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见的。财务人员在甲方中的地位与日俱增，“四大”经历毫无疑问是敲门金砖。10多年来，很多原本并不知名的公司一跃而起，爆发式的增长让它们获得了PE资金最终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错过了那些机会，得到的是在“四大”内部的逐级晋升，从助理审计、审计员、高级审计员、审计经理、高级审计经理、合伙人。Richard颇为诙谐地说，像我们这样的大P（合伙人），其实还有两步可以走：主管合伙人、首席合伙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们不同，Richard并不担心自己会失业。在他看来，无论在国企、外企还是民企，你越占据了核心职位，你被裁掉的机会就会越小。“况且中国还有那么多公司等着上市，等着并购，等着审计呢，在可见的将来，业务还会膨胀。”
实际上，“国籍天花板论”在会计师行业正被打破。2012年，财政部出台了中外合作会计师事务所本土化转制方案，要求“四大”采用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后，内部履行最高管理决策职权的合伙人——首席合伙人，必须具有中国国籍且具备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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