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包焦虑症：被异化的传统礼仪

不知从何时起，红包成了一种文化，感情、面子、攀比，其中也可能掺杂不可告人的目的。没必要回避，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只是这红包的分量，造成了我们道德上的难以承受之重。送者未必甘心，收者未必坦然。红包焦虑，就这样蔓延开来。有了焦虑，就该诊断一下了。事情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送者与收者双双的“身不由己”。这其实是我们对所谓生存法则的依赖，同时也是我们对制度魄力的一份亏欠。

红包之源：长辈对晚辈的关爱

从长辈对晚辈的祝福，到农耕社会的互助，到人际关系的润滑剂，到求人办事的敲门砖，最终到不送不心安，红包在中国经历了一个“异化”的过程。红包越来越流行，甚至成为一种文化。或因感情，或因面子，或因攀比，或因一些不可告人的目的，总之，我们已经被这种文化所胁迫。只是，面对红包，我们似乎越来越焦虑，送的未必全部甘心，收的未必全部坦然。在送出或者收到一个个红包之时，我们或许应该思考一下，表达感情是否还有更好的方式？

“红包，是指包着钱的红纸包，最原始的意思是指压岁钱，在粤港澳台等经济发达地区称为‘利市’，在世界有华人居住的地方，更多的是用于喜庆时馈赠礼金。到了现在，开始泛指奖金和贿赂他人的钱。”——在作家浮石的《中国式关系》一书中，对红包做了如是描述。

红包的最初意思“压岁钱”，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按照民间的传说，古时有一个身黑手白的妖精，名字叫“祟”，每年除夕之夜便出来祸害小孩。于是，人们在当天晚上点亮灯火通宵不睡，并把铜钱放在孩子枕边以辟邪，这便是“守祟”、“压祟”，后来通俗称为“守岁”、“压岁”。这便是“压岁钱”的由来，寄托着父母对孩子的祝福和关爱。“压岁钱”真正出现在史书中始于汉代，但当时这种钱并不能在市面上流通，而是为了佩戴玩赏而铸成钱币形状的辟邪品，正面铸有各种吉祥语，如“天下太平”、“去殃除凶”；背面铸有龙凤、龟蛇等图案，表达压邪攘灾和喜庆祈福之意。

宋元以后，过年给小孩子“压岁钱”已成为民俗。至民国时，“压岁钱”演变为用红纸包一百文铜钱，寓意为“长命百岁”；给已经成年晚辈的压岁钱，用红纸包一枚大洋，象征“一本万利”。这是红包在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

红包之礼：人际关系的润滑剂

此种意义上的红包或者礼物，大多仍局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维系并增进着人们之间的感情，是人际交往的一种“润滑剂”。

压岁钱之外，红包另一个源头是“随份子”。按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的说法，这种风俗源于农耕社会生活中小范围的互助，当时，倘若谁家有红白之事，就会负担很重，这时候亲戚朋友、乡邻都会来“随份子”，帮助其渡过难关。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随份子”的红包逐渐摆脱了互助的原始意义，演变成一种社会礼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礼尚往来——中国人一向崇尚礼尚往来，《礼记·曲礼上》就说：“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此时的红包，更多成为亲朋好友之间一种维系感情、表达祝福的方式。而之所以用“红”，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红代表着吉祥，寓意“红火”。在礼仪之外，互赠礼物还能体现出中国人受惠不忘施予者的心态。

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河则将这种现象称为“红包文化”。红包文化，并非中国独有，而是整个东亚文化的一部分，日本、韩国都有送红包的习惯。

不过，李河同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礼’和‘仪’是紧密联系的，而且仪是重心，礼只是一种辅助，比如通过婚宴等各种仪式来实现人情上的互相抚慰，这种仪式感是一种强烈的精神内容，物质上的内容是其次的。”

红包泛滥：倒置了的礼与仪

不知从何时起，李河先生所言的“礼”与“仪”的关系开始倒置，这从近年来经常在网上看到的感叹红包让自己不堪重负的帖子中可体现。

大约从第一位发出此类感叹声的人开始，红包已经失去了最根本的意义，从美好的祝福变成了重负。

翻开报纸，类似的新闻屡见不鲜。《新民晚报》报道，上海一位市民在去年十一长假中，接到了10张请帖，或是朋友结婚，或是亲朋生日。每人随了400元礼金，一个月工资没了。这位市民的话很形象：“一个月的血汗钱啊，就像从肋条上往下割肉。”《现代快报》报道，南京市民史先生，有6位姐姐，而这6位姐姐给他带来了14个外甥、外甥女，每年的压岁钱、生日红包让他苦不堪言。终于，有一天，史先生召开家族会议，宣布放弃做舅舅的资格。《长沙晚报》报道，为了迎合越来越盛行的“红包文化”，长沙某银行曾推出“电子红包”业务，送红包者根本无须征得对方同意，就可以将最多500元的红包送到对方账户，而且，可以把所谓的祝福语一并写在“电子红包”上，可谓方便至极。只是，这样的红包中还有多少感情成分，我们不得而知。
 

红包焦虑：送的苦恼，收的纠结

一边是送的苦恼于送不送、送什么，另一边是收的纠结于收不收、怎么办。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越来越复杂，红包的用处也越来越大——从原先的庆贺祝福延伸到求助、感谢，从自家亲友延伸到许多行业，红包的内涵也越来越大——从货币到烟酒、购物卡、生活用品、古玩无所不包，甚至还出现“送旅游”。

有人将教师节称为“谢师节”。不过，据媒体调查，60%的家长都不希望给老师送礼，但最终的事实是，70%的家长都会给老师送礼。与此同时，大多数老师也表示不希望接受礼物。

不止老师，医生、评委、裁判、监管，乃至火葬场职工……似乎只要是与公共资源沾点边的行业，都有红包流行——对官员而言，以红包之名行贿赂之实者，亦不在少数，不过此类行为属犯罪，不在我们所讨论之列。目前，我们似乎已经达成了一种社会“共识”，收红包意味着尽心。

2010年，央视的一组公益广告引发广泛共鸣，电视画面中，一位医生对患者家属说：“病人终于脱离危险了！”家属随即奉上红包，医生随即拒绝并沉痛地说：“你在侮辱我！”另外的三个场景分别是老师、公务员和驾校老师拒收红包。

广告播出之后，获得不少称赞，但也有人提出质疑——红包，并非都是送出者的责任，也有无奈从众，“换个心安”的心理。

针对红包的存在愈发广泛且堂而皇之，越来越多的人被所谓的红包文化胁迫的现状，有论者一语点破——红包盛行，折射出我们彼此之间的信任缺失。这样的畸形“文化”，其实已经背离了千年相传的礼仪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