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博览群书 深入圜土(2)

西周分民事诉讼和刑事诉讼两种，司法官处理前者称为“决讼”，审判后者称为 “断狱”。纠纷或犯罪发生后，当事人可以自诉、自告。刑事诉讼必须有“剂”（诉状）； 民事诉讼必须有其请求的实体权利的证据。但是，不允许儿子控告父亲，下级控告上级， 因为这违背宗法精神。

自诉时，要交纳诉讼费，民事为“束矢”（一说十二矢为一束，一说五十矢甚至一 百矢为一束），刑事为“钧金”（三十斤铜），否则便认为“自服不直”，判处败诉。

审理时，原、被告必须都到庭，所谓“两造具备”①，才予审理。诉讼的当事人在 审讯前还必须盟誓。但是，无论大小案件，大贵族都不亲自出庭，而由其属吏代理。审 理时，要讯问当事人，审查、检验证据。审讯方法，采用所谓“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 一曰辞听，二曰色听，三曰气听，四曰耳听，五曰目听。”②所谓辞听，即观其说话， 不直则烦，心烦意乱；色听，即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难为情的样子），头上冒汗， 脸上发红；气听，即观其气息，不直则喘，理不直则气不壮；耳听，即观其听聆，不直 则惑，理不直则听觉迟钝；目听，即观其眸子，不直则眊然（眼睛昏花），理不直则眼 睛无神，不敢正视。

审讯结束，作出判决，并向当事人宣读（“读鞫”）。宣读后，当事人不服，可以 要求再审（“乞鞫”）。然后，由负责的官员再行审判或送上级裁决。

①《尚书·吕刑》。

②《尚书·吕刑》。

春秋前期，各诸侯国大都沿用西周的法律。其后，随着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深刻变化， 新兴地主阶级在争夺政治权力的同时，也在法律方面提出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改革要求， 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要求公布成文法。

原来，奴隶主贵族不仅对奴隶可以为所欲为，而且对平民以及非贵族出身的新兴地 主也随意迫害。为了随意用刑，他们根本不肯公布法律。正因为如此，所以新兴地主阶 级在法律问题上，首先要求公布成文法，以便对奴隶主贵族的专横加以限制。春秋后期， 一些诸侯在新兴地主阶级的要求和支持下，经过斗争，公布了成文法。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铸刑书”，即把刑法条文铸在金属鼎上，公布了 成文法。晋国人叔向立即写信反对说：以前的国君都不预先公布刑法条文，惧怕人民 “有争心”。即使如此，仍不可防范（御禁），所以采用义、政、礼、信、赏、罚等手 段，才使人民服从，听从使唤，“而不生祸乱”。你今天公布了成文法，人民知道了鼎 上的刑法条文，就不怕君长了，是非曲直都按刑书，君长怎样实行统治呢？因此，叔向 将这一事件同“国将亡”联系起来，要求子产放弃包括“铸刑书”在内的一切改革，子 产则答道：“吾以救世也。”拒不接受他的意见。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又“铸刑鼎”，把范宣子所著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对此 也大加反对，他说：“晋其亡乎，失其度矣！”①孔子所说的“度”，就是奴隶制不可 逾越的等级制度。在他看来，成文法的公布，打破了奴隶制的等级制度，限制了旧贵族 的特权。因此他说：今天放弃了这一制度“而为刑鼎”，人民按照鼎上的法律条文办事， 还怎么能像原来那样尊重贵族呢？贵族失去了任意处罚人民的特权，不就等于失去了贵 族专政的事业吗！②

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②《左传·昭公六年》。

历史发展到了战国时代，屈原重温了李悝在魏国的变法改革、吴起在楚国的变法改 革、商鞅在秦国的变法改革的内容及经验教训，从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在这个大动荡、 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里，除了上述三个伟大的变法改革家，还有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

申不害（约公元前３９５年——公元前３３７年），原郑国人。韩灭郑后，韩昭侯 （公元前３６２年——公元前３３３年）任其为相，进行改革。

申不害相韩十五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做到了“国治兵强，无侵害者”。 他谈法治，但更突出的是讲“术”。当时韩国改革不彻底，新旧法律错杂使用，所谓 “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布；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旧贵族和一些 官吏便利用这种空隙擅权谋私。为了加强君主的统治权，申不害要求君主排除左右私情， 把用人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并强调君主要善于“术”。 所谓“术”，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是君主“藏 之于胸中”的驾驭群臣，使之能为自己尽忠效力的手段。简言之，是驾驭群臣的权术。

申不害的主要目的在于建立和维护君主专制的封建政权。

在战国时期的众多诸侯中，赵武灵王堪称是改革创新的佼佼者。为了富国强兵，赵 武灵王决定改革军制，穿胡服，置骑兵，即所谓“胡服骑射”。

赵武灵王的改革曾遭到宗室贵族的反对，他力争说：“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礼者 所以便事也。”古代圣王“随时制法，因事制礼，法度制令各顺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 用。故礼也不必一道，而变国不必古。”并强调说：“法古之学，不足以制今。”坚决 地进行改革，使赵国兵力很快强盛起来。

齐威王时任用邹忌为相，进行改革。邹忌劝说齐威王鼓励臣下进谏，选拔人才，奖 贤黜奸，厉行法制，集权中央，因而生产发展，府库充裕，国势强盛，成为与魏国相抗 衡的封建制大国。齐威王、齐宣王为了探求强国之道，还在国都临淄的稷门（西门）外 设立一座大学堂“稷下学宫”，集中各国文人学士多人（据说七十六人），专门讲学著 书。其中一人叫慎到（约公元前３９０年——公元前３１５年），赵国人，他是个较早 地从理论上强调“法”的重要性，并把“法”作为判断是非客观标准的法家人物。他主 张“事断于法”，“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并认为只有“定赏 分财必由法”，才不至于“乱”。慎到特别强调“势”的重要性。所谓“势”，即权势、 政权。他说：“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治天下。吾以此知势位之足恃， 而贤智之不足慕也。”他的这一观点，论证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重要 性。

为了拟定《宪令》，屈原翻阅的资料，研究的典籍，犹如漫天星斗，莽莽林海，难 以历数。毫不夸张地说，在此之前问世的各种书籍，他几乎浏览无余，涉猎遍及，重点 部分，反复研究，或圈圈点点，或笔录摘抄，以备查考。经过几个月夜以继日地苦读， 他仿佛穿行于林莽之中，昏暗幽晦，不见天日。偶尔阳光从密林的缝隙筛进阴霾潮湿的 草地，似金银在闪耀，像珠宝在生辉，是那么明亮，那么眩目，那么令人赏心惬意。如 今他仿佛走出了密林，豁然开朗，眼前天高地阔，阳光明媚，一条金灿灿的大路伸向远 方。他仿佛跋涉于深山狭谷之中，发微探幽，身边奇峰峻拔，脚下怪石嶙峋，豺狼奔突， 蛇蝎蜿蜒，只有头上的一线天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如今他仿佛攀上了顶峰，居高临下， 山川、村镇、田野，一览无余，心中透烟透火。至此，屈原完全可以展帛挥毫，制定 《宪令》，一挥而就，一气呵成，然而，他却迟迟不肯动笔，总觉得准备得仍不充分， 似乎还缺某种成分或某道工序。譬如做豆腐，不点卤水或石膏，则难以成脑。那么，眼 下制《宪令》所缺的卤水或石膏究竟是什么呢？屈原一时还难以把握。人生是短暂的， 谁也不能从远古走来，但人类文明写就了历史，人们却可以通过书籍了解人类历史的林 林总总，纷纷纭纭。经过几个月的伏案攻读和潜心研究，屈原自问对华夏历史的法制业 已尽揣于胸，历历在目。制定新法，无非是借鉴古人，结合现实进行。鄂渚一年的深入 基层和郢都四年的风风雨雨，屈原对楚之上下左右，可谓了如指掌。他也曾出使齐国， 合纵六国，怀王曾以盟长的身份统率六国之师伐秦，因而对天下形势了解得洞若观火。 隆冬季节，室内亦无取暖设备，屈原却感到闷热烦躁，他踱至窗下，启开窗扇。窗外天 色铅灰，空中飘着零零星星的青雪，朔风时大时小，时缓时急，吹进室内，屈原不觉寒 冷，倒觉凉爽惬意。阵阵清风吹开了屈原的心扉，使他茅塞顿开，他对监狱中的情况尚 不甚了然。

进京后，屈原早闻荆楚贪赃枉法之风极盛，正如后世民谚所说：“衙门口朝南开， 有理无钱莫进来。”诉讼胜败，判罪轻重，全赖行贿之多寡。狱中情形，更是漆黑一团， 无罪处死，死罪逍遥者屡见不鲜。这些，屈原只是耳闻，并未实见。欲制定切实可行、 完美无缺的《宪令》，必须结合这一现实。为了制《宪令》，为了当今和后世，哪怕肝 脑涂地，他也在所不辞。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深入圜土，琅珰入狱。

除了怀王，谁也不知道这位新关进囹圄铁牢的犯人与左徒屈原有什么关系，只知道 他叫成业旺，与关进另外监牢的几个杀人犯同谋。首次出现在牢头狱卒面前的成业旺， 不仅披枷戴锁，而且皮开肉绽，遍体鳞伤。据说他是从一个郡的监狱转来，是个顽固不 化的家伙，任你酷刑用尽，死活不肯招供，而且把钱财看得比性命还宝贵，宁可皮肉筋 骨吃苦，也不肯贿赂官吏和行刑者分文，故而才这般吃苦。从此，屈原杂于囚徒之中， 与案犯为伍，自然少不了经常被提审，被严刑逼供，倍尝狱中的千辛万苦，同时也控制 了牢内及整个司法系统的斑斑伤痕与累累症结，这里只陈述他在狱中耳闻目睹的点滴事 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