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回 绕树三匝

第四回 绕树三匝

１．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林则徐将阳明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苟利国家生以死”!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校计索情”一以贯之。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国家”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这是人治体制常见的“悲剧”，任谁也难游刃有余。

心学能够自大起来，自有其法门:一靠“化约法”;一靠“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对《三略》《六韬》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对“上略”无评，于“中略”只抓“揽英雄”这三个字，并自信的说:“<三略>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帐。对“下略”话更少，还是为了应证“端的不出‘务揽英雄’一语。”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就是渴望早日被当成英雄揽入最高权力中心。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罢。“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号称姜太公的《六韬》和黄石公的《三略》的确是杂家的“术”书，不合阳明之志。他也认为讲阴谋的《六韬》“明是后世奸雄附会成书，读者可尽信乎?”他用的是“理校法”（陈垣术语），因为“文王圣人，不必言矣，即尚父（姜太公）荐扬，何遂阴谋取胜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