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回 物归原处容易找(4)

阳明几乎是此地百年难遇的大儒了。有了这棵梧桐树便引来凤凰，有不远百里前来问业的莘莘学子。阳明也不失时机的普度众生。龙冈书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种子站。因有了阳明，"此地始知学"。所以当地人世代感谢他。他们更该感谢刘瑾的"下放政策"。对阳明是坎坷，对这方土地来说却是福音。这种"倒插式"的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自古而然，至公元20世纪60年代为登峰造极。自然须是阳明这种本要普度众生的真儒，并有极强的教主欲的人物，才会有这种普及教化的成绩。这也是大一统领土国家在和平时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

龙场现在不能说群贤毕至，但可以说百鸟来翔。当地的即附近州县的生员有来的;阳明的老学生也有来的。有了他们，阳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转了。文化交流是人间世最美好最温馨的一种情感生活。没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就像没有"敬"就没有"爱"一样，没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质量的感情。没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会郁闷成"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群居动物，再天才英纵也不能旱地拔葱。有时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气。龙冈书院成了阳明的地气接受站。

这真是歪打正着，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自己到了这废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动辄得咎的麻烦。而且在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的质朴的风土人情之美。最缺少得就是亲情满足与文化交流。现在有了学生，也就都过得去了。关键是"讲习性所乐"，他热衷此道。他与学生一起喝酒，到林中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寓教于乐。也在月下弹琴，当然，披卷讲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毕竟是书院而不是诗社或戏班子，尽管阳明并不主张死背章句，但也不能离开经书而直接"明心见性"。再说来问学的人情况不等，总的有个接手入门的功夫---阳明便把《大学》作为第一入门书。

他内心的想法是，上学孔子，与学生漫步漫谈中随时随地的加以指点。至少也要达到朱熹陆九渊的书院水平。这是个心气很高的设想。但阳明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不当庸碌的混世虫。也不想当中等偏上的讨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趋同，而是如何与别人不同。"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这"自得"二字，算是他的标准了。

他此时的诗还真有了陶渊明的气韵。什么"日入山气夕"之类不正是陶句么?尽管他此时正在为五斗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内不折，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超越意识。他自己明说现在是"吏隐"而已。同时也正是"办学"的好时机。也正因为他在"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才真可能从中领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学相长体现在同一文化场中的文化心态的养育更胜于书本知识的并进。

他在《诸生夜坐》诗中再次提到与学生一起骑马，投壶，鸣琴，饮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间散步继续神聊。语句之间透露出极大的快乐。他觉得与孔子和学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向往曾点说的暮春三月，在河里洗了澡，迎风唱着歌往家里走的潇洒自由的活法。

他必定在学问上也能像孔子一样压住阵脚，能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否则，他不敢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他将逼着自己不得不端出师道尊严的大架子来。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也不敢走讲堂一步，不敢离开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

他尽管讲究"悟"，但他在学问上也是很下功夫的。身处边地，当地无多少书可言，他也没带多少书来。他就像在狱中只能精读不能博览一样，以思带学起来。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种"支离学问"。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提倡"六经注我"，但还是用"学得所悟。证诸《五经》"，来印证自己刚形成的思想，莫不吻合，因此开写他的第一部"专著"---《五经臆说》。

他在《五经臆说序》中自述创作缘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经解经的做法是求鱼于鱼网，求酒于酒糟。"我"是舍网来直接求鱼的。但他也自知这种"意会法"难以尽合于先贤。他谦虚又无不自得的说，我这样做只是自舒胸臆，用来"娱情养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们的主流规范，我拒绝你们那一套做法。

这部专著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后人无法完整准确地了解其底里。据其大弟子钱德洪说，没保存下来的原因是老师根本就不想让世人知道它的内容。钱曾几次想办法见见此书，王都婉言谢绝。有一次，他老师还笑着说:"付秦火久矣。"直到王死后，钱从废稿中发现了13条。据钱说其师是由于感到"先儒训释未尽"才作这部解经著作的。钱说用了19个月的时间，才最后完成。也就是说，从他悟道后开始写，直到差不多离开龙场时才完成。阳明在自序中说用了7个月。居然有46卷，也不止五经，而是读十部经书的心得。他学问最弱的是《礼》，仅有6卷的篇幅，在全书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说处多多。大概因为"礼"是规范，是"理解"不出什么切合"见机而做，可长可短"的心学智慧的。他骨子里就对"礼学"不感兴趣，后来也很少谈礼。

"臆说"自然是心得笔记体，成熟一条写一条。而且心学的套数是"原点发散"式的，一通百通，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用钱的话说就是:"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矣。即以此例全经，可知矣。"我们也就举一个例子以盖其余。

现存13条"臆说"的第一条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公羊，谷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学则家法的第一站。王天然地倾向公羊学[谷梁学与公羊学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义"的联想法，只是更侧重从"心本体"的逻辑起点加以发挥罢了。如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其要点为:

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

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还是将表示时间的"元"[年]"正"[月]，讲成了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原点性的基本概念。与公羊学的理路一致，只是灌注的内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统"，而变成了君心正国一元化。将儒家的伦理本质主义推导到一元化的极致。还是"美学"式的意会法，想到什么就尽情地"赋予"它什么。这自然可以保证其一通百通的理论彻底性。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并不是公羊学，心学的独传之秘，这是我土我民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学和心学就是从中走出来的，又为之推波助澜而已。

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最适合其散步漫谈式的教法。就像苏格拉底适合在街头漫谈对话，而马融，郑玄只能设帐授课一样。阳明和苏氏运用以及传授的是智慧，而不是学究式的知识。教的是"大学"，而不是"小学"。

现存的《大学问》以及"教条示龙场诸生"是展现阳明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的最好的展品了。

钱德烘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全功，使知从入之路。"钱是王的早期学生，是王后来的助教，但现存的这篇《大学问》是钱在王最后的日子里记下的。所以我们只能略见其意即可，不能完全算作现在的思想结晶。

《大学》本是教国君成为君子的教材，它的想象中的学生是首先是国君。当然教国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从而也当之无愧的是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教材，而且还是教士人"学为君师"的第一教材。言简意赅，能把教学目的与修养方法"一言以毕之"，的确能见圣学全功。总而言之是"大人之学"。《大学》成为王学的"教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他为来龙场的秀才定的"教条"，完整的体现了这一大思路。第一条是"立志"。因为伦理态度是一种准信仰的态度，信与不信关键看怎样起信，起什么样的信。阳明从"亲民"的路径入:"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君子?"这样便接通了与传统伦理的地气，也接通了人人性善这一古老的信念。---"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第二条是"勤学"。阳明虽然反对记诵辞章，沉溺于训诂注疏的"支离之学"，并不反对学习。就像我们按"按说"式自以为是的逻辑推断，主张"悟"的阳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却"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一样。为什么?因为前者不容易"笃实"而后者才能真学实修。更关键的是这个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大人之学;是学做君子，而不是学做"讲师"[所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阳明又从来不提意义深远却无法操作的口号，总是保持着可感可信的说服力引诱力。他问同学们，你们当中是那些资质虽然超迈却大言欺人，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为是的人受好评;还是那些虽然资质鲁钝却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里一致的人受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