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 弼马温随地指点良知(2)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 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 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 ，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 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 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 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３．“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 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 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 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 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