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回 弼马温随地指点良知(6)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始学工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阳明在这一点上与朱子态度近似。正德五年，他从贵州回来，在常德、辰州的寺院中，教一群敬慕他的学生练习静坐。过后，给他们写信说：这样做，“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当时，他们在寺中静坐时，是以“自悟性体”为宗旨，与朱子稍异。心学总得比理学多出神秘的成分，否则就不是心学了。据阳明说，当时他们都能“恍恍若有可即者”了，就是能感应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了。恐怕不再是当年在阳明洞中练得那种能“先知”的道术，而是一种心学工夫，是对内心状态的体验。阳明本人没有描述过这种体验，湛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描述过，就算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考：“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阳明整天找心本体，也应该有点“物质”的观感吧。 在滁州时，他也教人静坐，教人在静坐中用正念克服杂念，这就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阳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反对因为烦乱便去静坐，这像懒得看书但还是硬去看书一样，是因药发病。他像孟子一样追求“不动心”。一个学生问他孟子与告子「主张性无善恶」的差别，他说：“告子是硬把捉此心，要他不动。孟子是集义到自然不动。”所谓集义，就是用道德充实灵魂。他又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

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