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树寻影
来源: 未知 作者: 刘来堂 时间: 2012-09-16 阅读: 次
去年秋，读高中的儿子写了一篇反映儿时老家生活的作文《枣树》，并被老师推荐刊登在某报副刊上。我很想一睹儿子的“大作”，至今也没如愿。之所以这么“好奇”，主要是想看看儿子笔下老家院中的枣树，与我心目中的那棵“枣树”有什么不同；抑或说，那棵历尽沧桑的枣树，在我们这两代人的意识空间里究竟留下如何不同的影子。
老家院中的那棵枣树，径粗大约20公分，树身是弯的，在一米多高的地方水平伸长，树皮黝黑苍皱，枝干曲折错落，叶子浓绿茂密。枣树植于东屋窗前，再东一堵土墙，半截苔绿；西有三株洋槐，常有鹊驻；院前一片苇塘，多见水鸟飞落；四月萌芽撮撮，点缀庭院春色；六月叶底黄花，播出许多清香；秋后枣红，如颗颗玛瑙；腊月雪挂，兆示一个丰年又来。猜想儿子的孩提，那树大概无非是玩耍时胯下的“独角兽”，游戏时掩身的“无影墙”；自己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花果树，别人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贡品的来源……而在我，就远没有那么多的雅兴和浪漫，只是看着它年复一年地长高、长大、变弯，年复一年地发芽、开花、结枣，年复一年地守着那老院子、旧房子和一天三次的灶烟……
那树是20世纪40年代末二哥在自家“祖田”挪来的，我一记事，它基本就是后来这个样子，只是矮一些，细一些，枝杈也没有后来这么多。我朦胧的记忆，开始于“大食堂”的尾巴。全家九口人，兄妹七个我最小，父亲和三个哥哥不在家。记得为了不至“插白旗”，要强的母亲拖着小脚、带着胃病到“大社”干活，在家总是两头不见太阳。我被整天整天地锁在院子里，伴着我的，除了阵阵“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号子，唯一就是院中的那棵枣树，印象中它的影子走得特别慢。为等母亲回家，我每天不知多少次登着缸茬儿爬上树，隔着墙头往远处看，一次次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直到漆黑，母亲才拖着满身的疲惫一歪一歪地朝家门走来。我最害怕的，是傍黑雷雨快来的时候：天阴得沉沉的，燕子在“门上亮”低吟着钻出钻进，蚂螂和蝙蝠满院乱飞，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地响，有时还听到房檐瓦、土墙皮脱落的声音。特别是一个闷雷传来，象似要摧毁整个世界：我害怕极了，赶紧象抓“救命草”，把那棵树抱得紧紧的。
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五个哥哥先后出去闯关东，家里只剩母亲、姐姐和我。记得母亲和姐姐在干活收工时，总是拣回几片干白菜帮、胡萝卜顶之类的东西挂在树上，切的山药片、萝卜条也挂在树上，把树枝压得弯弯的，日后就用这些东西蒸窝窝、包团子、煮菜饭。最困难的时期，国家“救济”少得可怜，当母亲用镐头把东房屋最后一块墙跟砖刨出来卖掉后，就只能到荒野、河边剜野菜、捋草籽、扒树皮聊以充饥。地步如此，那院中枣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大枣早早地先被吃掉，然后是小的，然后是落地的，然后是叶子……
六三年以后，饥饿作为人们的最大威胁已经过去，我也开始会做一些事了——当然在清凉江，最先会和最拿手的还是逮鱼：扎猛子摸，下流网卡、用抬网抬什么都会。这期间有一件事影响至今：六一年枣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曾“克隆”出一棵小枣树，到六四年已长得亭亭玉立了。当时我家买不起渔具，就用那棵小枣树与苇塘对面的“二葛芽儿”换了一挂小抬网，这给我当时的“渔猎生活”带来很大方便。“二葛芽儿”把换去的小树栽在屋后，说也怪，长大后竟酷似我家的大树：树身一样的弯曲，粗细大小也差不多，主要枝干也有很多相似。几十年中，两棵枣树隔池相望，餐风宿露，无怨无悔地为各自家庭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以树为媒，我们这两家人也成了“世交”，多少年来，不仅保持逢年过节的礼尚往来，平常日子也互有照应。
七十年代前期，全国“农业学大寨”使黑龙港流域多数地方的粮食上了“纲要”，“吃”已不是主要问题，只是缺钱。那几年，作为家庭的一个经济来源，到枣红季节，母亲总是每逢集日就拎着篮子去卖枣，两毛一斤，总共可卖50多斤，十多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整劳力二、三个月的工值）。这些钱，除留部分做我的学杂开销，其他的多用以秤盐、打油、买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后来随着我下学务农和村办副业的上马，这种窘况就再也没有了；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大包干”，我也参加了工作，并娶妻生子，一个殷实的家庭格局伴着那棵枣树的影子就逐步形成了……
90年，我们几口妻小都进了城，母亲没来，说离不了那个各处都熟的旧地方，更舍不下院中那棵在别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弯枣树。是的，那院中的枣树，是母亲多半生饱尝世事艰辛、拉扯儿女成家立业的见证，是全家人伴忧伴患、步履蹒跚走到今天过上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摆脱贫穷落后、步入富裕文明的见证，这不能不给母亲带来太多的依恋和寄托……我深深地理解母亲，一如理解那棵将其全部融于全家的院中枣树！
这几年，虽然家里不愁吃喝、穿用，但母亲对那树和树上的枣看得还是那么珍重：浇水、埋肥、精心看护自不用说，每当枣要红的时候，母亲就带上老花镜，用摘钩慢挑细拣、一个一个地往下摘。摘下之后，先涮制两暖瓶胆酒枣，再蒸熟一些尝鲜、吃稀罕，其他的晒干后，或留用蒸粘糕、沏枣水，或装包寄往远方的儿孙，或送给当家的晚辈和周围的孩子们吃……
老家院中的那棵枣树，径粗大约20公分，树身是弯的，在一米多高的地方水平伸长，树皮黝黑苍皱，枝干曲折错落，叶子浓绿茂密。枣树植于东屋窗前，再东一堵土墙，半截苔绿；西有三株洋槐，常有鹊驻；院前一片苇塘，多见水鸟飞落；四月萌芽撮撮，点缀庭院春色；六月叶底黄花，播出许多清香；秋后枣红，如颗颗玛瑙；腊月雪挂，兆示一个丰年又来。猜想儿子的孩提，那树大概无非是玩耍时胯下的“独角兽”，游戏时掩身的“无影墙”；自己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花果树，别人做孩子王，把它当成贡品的来源……而在我，就远没有那么多的雅兴和浪漫，只是看着它年复一年地长高、长大、变弯，年复一年地发芽、开花、结枣，年复一年地守着那老院子、旧房子和一天三次的灶烟……
那树是20世纪40年代末二哥在自家“祖田”挪来的，我一记事，它基本就是后来这个样子，只是矮一些，细一些，枝杈也没有后来这么多。我朦胧的记忆，开始于“大食堂”的尾巴。全家九口人，兄妹七个我最小，父亲和三个哥哥不在家。记得为了不至“插白旗”，要强的母亲拖着小脚、带着胃病到“大社”干活，在家总是两头不见太阳。我被整天整天地锁在院子里，伴着我的，除了阵阵“总路线、大跃进、三面红旗万万岁”的号子，唯一就是院中的那棵枣树，印象中它的影子走得特别慢。为等母亲回家，我每天不知多少次登着缸茬儿爬上树，隔着墙头往远处看，一次次的希望总是变成失望，直到漆黑，母亲才拖着满身的疲惫一歪一歪地朝家门走来。我最害怕的，是傍黑雷雨快来的时候：天阴得沉沉的，燕子在“门上亮”低吟着钻出钻进，蚂螂和蝙蝠满院乱飞，树叶被风吹得沙沙地响，有时还听到房檐瓦、土墙皮脱落的声音。特别是一个闷雷传来，象似要摧毁整个世界：我害怕极了，赶紧象抓“救命草”，把那棵树抱得紧紧的。
三年自然灾害，父亲和五个哥哥先后出去闯关东，家里只剩母亲、姐姐和我。记得母亲和姐姐在干活收工时，总是拣回几片干白菜帮、胡萝卜顶之类的东西挂在树上，切的山药片、萝卜条也挂在树上，把树枝压得弯弯的，日后就用这些东西蒸窝窝、包团子、煮菜饭。最困难的时期，国家“救济”少得可怜，当母亲用镐头把东房屋最后一块墙跟砖刨出来卖掉后，就只能到荒野、河边剜野菜、捋草籽、扒树皮聊以充饥。地步如此，那院中枣树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大枣早早地先被吃掉，然后是小的，然后是落地的，然后是叶子……
六三年以后，饥饿作为人们的最大威胁已经过去，我也开始会做一些事了——当然在清凉江，最先会和最拿手的还是逮鱼：扎猛子摸，下流网卡、用抬网抬什么都会。这期间有一件事影响至今：六一年枣树在离它不远的地方曾“克隆”出一棵小枣树，到六四年已长得亭亭玉立了。当时我家买不起渔具，就用那棵小枣树与苇塘对面的“二葛芽儿”换了一挂小抬网，这给我当时的“渔猎生活”带来很大方便。“二葛芽儿”把换去的小树栽在屋后，说也怪，长大后竟酷似我家的大树：树身一样的弯曲，粗细大小也差不多，主要枝干也有很多相似。几十年中，两棵枣树隔池相望，餐风宿露，无怨无悔地为各自家庭付出了很多，承受了很多。以树为媒，我们这两家人也成了“世交”，多少年来，不仅保持逢年过节的礼尚往来，平常日子也互有照应。
七十年代前期，全国“农业学大寨”使黑龙港流域多数地方的粮食上了“纲要”，“吃”已不是主要问题，只是缺钱。那几年，作为家庭的一个经济来源，到枣红季节，母亲总是每逢集日就拎着篮子去卖枣，两毛一斤，总共可卖50多斤，十多块钱（相当于当时一个整劳力二、三个月的工值）。这些钱，除留部分做我的学杂开销，其他的多用以秤盐、打油、买肥皂等生活必需品。后来随着我下学务农和村办副业的上马，这种窘况就再也没有了；特别是到了八十年代，农村实行“大包干”，我也参加了工作，并娶妻生子，一个殷实的家庭格局伴着那棵枣树的影子就逐步形成了……
90年，我们几口妻小都进了城，母亲没来，说离不了那个各处都熟的旧地方，更舍不下院中那棵在别人眼里再平常不过的弯枣树。是的，那院中的枣树，是母亲多半生饱尝世事艰辛、拉扯儿女成家立业的见证，是全家人伴忧伴患、步履蹒跚走到今天过上幸福生活的见证，也是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摆脱贫穷落后、步入富裕文明的见证，这不能不给母亲带来太多的依恋和寄托……我深深地理解母亲，一如理解那棵将其全部融于全家的院中枣树！
这几年，虽然家里不愁吃喝、穿用，但母亲对那树和树上的枣看得还是那么珍重：浇水、埋肥、精心看护自不用说，每当枣要红的时候，母亲就带上老花镜，用摘钩慢挑细拣、一个一个地往下摘。摘下之后，先涮制两暖瓶胆酒枣，再蒸熟一些尝鲜、吃稀罕，其他的晒干后，或留用蒸粘糕、沏枣水，或装包寄往远方的儿孙，或送给当家的晚辈和周围的孩子们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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