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3)

卫丽丽说：有句话，我想问问你。

我说：你说。

卫丽丽说：公司里人人都在传，说你吴总身后有人，有高人指点。你身后，有人么？

我迟疑了一下，说：有人。不过，不是啥子高人。

是的，我身后有人。可我无法解释，也不需要解释，就是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事已至此，我也不再辩白，我是劝过骆驼的。想想，还是有些惭愧。

卫丽丽说：我明白了。

接下去，卫丽丽突然说：你知道我们两人为什么分居么？

我仍然沉默，也只有沉默。在这种时候，我不想再提小乔……

卫丽丽说：国栋得了忧郁症，很严重，夜夜失眠。有时候，特别焦躁的时候，他头往墙上撞，撞得咚咚响。他怕我睡不好，也怕吓着孩子，孩子也睡不好。他完全是为了孩子，才提出来分居的。

我说：是么？骆驼睡眠不好，我是知道的，但说他有忧郁症，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卫丽丽说：他不让我跟人说。开始他也吃安定，吃到四片，我不让他再吃了。有一段，我们还吵过架。唉，我不该让他一个人睡……

我明白了，骆驼的忧郁症是由长期焦虑引起的。这十多年里，骆驼心里一直揣着—个“抢”字，他时刻准备着，一天天地准备着，他弦绷得太紧，终日像一张 弓似的，日子长了，人就出问胚了。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骆驼总是抱着一个大茶杯，不停地喝水……那是他心里有火。现在我明白了，他夜夜睡不着觉，肝火太 旺，人已烧坏了。

卫丽丽还告诉我，骆驼出事前，曾回过家，跟她见了一面。那是个星期天，他回家后，跟儿子待了一个上午。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给 儿子做了一个“皮牛”，枣木的。过去，他也给孩子带些玩具，都是电动玩具，汽车或是飞机什么的。可这一次，他不知从什么地方带回来一块枣木，他用那块枣 木，给儿子一刀一刀地旋了一个“皮牛”。“皮牛”做好后，在最下面钉上钢珠，还做了一条鞭，牛皮绳做的鞭……爷俩儿在院子里打。中午，卫丽丽问他吃什么， 他说：牛肉面。那是他们分居后，第一次在一块吃饭。吃饭时，他也没说什么。卫丽丽问他：好吃么？他说：好吃。而后，吃过午饭，他摸了摸儿子的头，夹上包走 了。

“皮牛”是平原乡间的说法，在一些地方被称为陀螺。是用鞭子抽着玩的。我曾经听骆驼说过，童年里，他最想得到的，就是一个“皮牛”，下边镶有钢珠的那种。

我问：国栋临走，留下什么话了么？

卫丽丽摇了摇头。

我说：一句话都没有？

卫丽丽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

没有遗嘱。那就是说，卫丽丽和他的孩子，是公司的第一序列合法继承人。这么一大摊子，完全落在了卫丽丽的肩上。

我望着她，让我吃惊的是，仅仅经历了这么—件事（当然，这不是小事，她的丈夫跳楼了），仅仅才两个多月的时间，一个突发事件，不仅成熟了一个女人的 智力，竟然完成了一个女人的气度。卫丽丽自始至终没有再提小乔—个字。关于小乔，她一字不提，她甚至都没说夏小羽……她站在那里，一手牵着孩子，目光里透 着一种坚毅。

临走前，卫丽丽说：吴总，我查过账了。目前，公司投资的其他项目，都是负数。赢利的只有一家，厚朴堂。国栋一直在挖东墙补西墙……现在，从账面上看，你已成了厚朴堂最大的股东。

我有些吃惊，说：是么？

卫丽丽郑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说：你多保重。这一段，公司有些乱，还有些善后事宜……回头我再来看你。大伙儿还都等着你回来呢。我想，国栋肯定是想把这一摊全交给你的。

我抬起头，望着她，说：你让我考虑考虑。

在眼科病房里，我终于找到了对付疼痛的方法。

我每晚吃两片安定，这样就可以睡上四个小时。在这四个小时里，我可以忘记自己，忘记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黎明时分是最难熬的。每到黎明时分，你醒了，你仍在病床上躺着，有一丝风从你蒙着纱布的眼前刮过，刚有了一点凉意，可你的思想已经行动起来了。它在 走，它一走就走得很远很远……它常常去追逐那辆大货车，就像电影胶片一样，一次次地回放，它不知道那辆大货车究竟是怎么回事。沿着这条线，它又会追到过去 的一些事情。如果时间能退回去，那有多好。

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后，你知道我最想干什么？我想说话了，与陌生人说话。在此后的那些日子里，我蒙着一只眼，每天在眼科病区走来走去……那时候，我最先认识了9床。而后又认识了11床。

9床的这位，比我年龄大一些。他姓许，人们都叫他老许。老许胖胖的，常穿着一身蓝色的中山装，无论天气如何，他的每一个扣子都扣得整整齐齐的。出来 打水的时候，走得很慢，有时候他也捎带着给人打水，放水瓶时，小心翼翼的，给人以很稳重的感觉。可我，每次见老许的时候，都觉得怪怪的。也说不清怪在哪 里。

有一天，老许在医院走廊的过道里叫住了我：兄弟，你来，你来。

于是，我走进了老许的病房。老许是—个很讲究的人。病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的，小柜上的茶杯、药瓶也都摆得很规范，每个药瓶上，都贴着他写的字条，那是每次该吃的药量和次数。见我进来，老许搬过一张椅子，说：坐。而后他盘腿坐在病床上，问：老弟，听说你的眼？

我说：车祸。

接着，老许把自己的一只眼从眼窝里抠出来，说：玻璃的。

我怔了一下，说：玻璃的？

他说：进口的，有机玻璃。

老许是学中医的。他在中医学院上了五年。毕业后，分到一个县级医院当中医大夫，那时候他还是很有雄心的，一本《本草纲目》他都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 来。后来，他一个同学当了院长，院长很器重他，提拔他当了院里的办公室主任。老许问我：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是好事。有人器重你，你不能说是坏事 吧？老许当办公室主任一当就当了二十五年。他当办公室主任也就是管管后勤、写写上报材料什么的。有时候，上边来了人，也陪着接待，喝喝酒。就这样，一天一 天，倒把业务给荒了。在这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医院先后换过好几任院长，有脾气躁的，也有小心眼的，由于他为人可靠，不占不贪，也都应付过去了。后来调来的 这位院长霸道些，把什么事都揽了，不让他管事了。他想，再过些年我就退休了，不让管就不管吧。所以，有一段时间，他上班就是打瓶水、泡杯茶、看看报，下班 打打太极拳什么的，一直没出过什么问题。去年，也就是去年秋天，他在办公室里坐着，看院子里的树叶落了，满地黄叶，金灿灿的。他说，也不知哪根筋起了作 用，他合上报纸（也许是那一天的新闻没什么可看的），还愣了一阵儿，这才站起身来，去门后拿上一把笤帚，到院子里扫地去了。他是院里的办公室主任，院里有 专门打扫卫生的勤杂工，不用他扫地。要说，他已十多年没掂过笤帚了，那天偏偏拿起了笤帚，到院子里扫树叶去了。本来，扫了也就扫了，他把树叶归置成一堆， 明天早晨自会有人收拾。可他又多此一举，他怕万一起了风，把树叶给吹散了。于是，他念头又起，索性点了把火，想干脆把树叶烧了算了。烧就烧了呗，他还怕烧 不透，可当他拿起一根树枝，低下头去，扒拉着……这时偏偏起了一阵旋风，只听“嘣”的一声，树叶堆里有一个药瓶炸了，很小的一个细脖子眼药瓶，把他的一只 眼给炸瞎了。

他说，二十五年来，他第一次关心树叶，就炸瞎了一只眼。

在眼科病房里，人人都害怕镜子，可人人都是“镜子”。

正因为遮住了眼，我们凭感觉在“镜子”里相互看着，感觉就是我们认知的宽度。我们走路都是小心翼翼的，吃饭时敲着碗，以声辨人，用耳朵当眼使。虽然同病相怜，但还是不由得相互打听着更重些的病人，以此来宽慰自己。11床是后来才认识的。

一天夜里，我眼疼得睡不着，烦躁，跑到楼道里，想偷着吸支烟，这时候我看见了11床的老余。听人说，老余是从乡下来的，是个果树专业户。老余四十来 岁的样子，习惯性地绾着一条裤腿，身子趴在玻璃门上，从左边移到右边，又从右边移到左边，正往外看呢。我听人说，老余患的是“视网膜脱落”，老余其实什么 也看不见，老余是用“心”在看。

我说：老余，吸支烟？

老余说：谢谢，不抽。老余的脸贴在玻璃上，身子移动着，仍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瞅……

我说：老余，你看什么呢？

老余说：蚊子。外边草多，肯定有蚊子。

不知道老余为什么看蚊子？病房里有规定，夜里十二点锁门，门是锁着的。病房外的蚊子跟他又有什么关系呢？这时，老余说：兄弟，你帮我看看？那边，模模糊糊的……是不是个影儿？

我凑上前去，说：你找什么呢？

老余说：我儿子。病房里不让陪护，我儿子在外头呢……

夜已深了。我趴在玻璃门上，往外看了一阵儿，只看见了路灯，昏昏的路灯，还有一些花草，什么也没有看到。

老余说：看见我儿子了么？

我摇摇头，说：什么也没有。

老余往地上一出溜，就地在玻璃门旁坐了下来，喃喃地说：说话立秋了，就夹了个席，还有个毛毯，别冻着了。

老余告诉我说，他承包的地上种有一百棵桃树，一百棵梨树，一百棵苹果树，都挂果了。是给儿子种的。他说，今年的果结得特别多，特别稠。果儿—个个都 用塑料袋子罩着，—个果儿包一袋儿，比侍候女人还精心呢。他说，收成好，可也怕果儿生虫，每隔十天半月都得打一次药，打的是“乐果”，按比例配的。他说他 那天一共打了九十七棵苹果树，还剩三棵没打。那天确实累，他想打完算了。可打着打着，头一晕，眼看不见了。你说，好好的，眼看不见了。就赶紧上医院，县医 院看不了，就来省里，一查，说是“视网膜脱落”，这叫啥病？

往下，老余说：这些果树都是给儿子种的。儿子今年上大四，明年就毕业了。他想考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