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国病房

今年3月中，一个平常的下午，在德国慕尼黑的一所居室里，我突发腹绞痛。丈夫弗洛还在上班，孤单的我只好蜷在沙发里忍着。

“应该是阑尾炎。”弗洛回到家，皱着眉头说，同时责怪我没有早点给他打电话。那时已是晚上9点了。

他的判断跟我的一样。只是我们都太大意，以为经过物理处理会缓解，当然更主要的是，我内心根本就非常抗拒上医院。

我的父亲，最后几年就是在医院和家这两点一线间度过的。那时候，我们一家人最熟悉的东西就是药，就是一点一滴进入血管的冰冷液体——有时5个小时，有时8个小时，有时连续一周从不间断。

那双陪着我长大的手，变得越来越冰凉，斑斑瘀痕越来越触目惊心。

我无法责怪医院没能挽救父亲，但那苍白的环境、痛苦的呻吟、度日如年的煎熬，至今仍萦绕在心，让我难以承受。记得后来清理父亲的房间，那剩下的整整一抽屉的药令我失魂落魄地呆立了好久。

这世上，并非只有泪水才刺痛人心，有时候，一张相片、一枚硬币、一粒药丸，也能让人颤抖不已……凌晨1点，弗洛再也坐不住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我最终还是捂着肚子上了车。

那座三层楼的医院，已算是居所一带规模相当大、条件相当好的了。

一个多小时后，血液分析出来了。没错，是阑尾炎，只不过多了“急性”二字。医生让我住院观察。而事实上，他们应当立即为我做手术的，阑尾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阑尾穿孔，若那样，所引发的急性腹膜炎会是致命的。

不幸我属于后者，更不幸的是，不知是医生太过乐观还是人手实在不够，直至第二天上午11点，我才被推进手术室——不仅阑尾已穿孔，炎症也已在整个腹腔扩散开来。若手术再晚一两个小时，这些文字估计就永远没机会写出来了。

虽然手术做得有些迟，虽然出来时我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和一根腹腔引流管，但我活了下来。中国的一位好友发来短信：“在德国做的手术，就完全放心吧。”

当时没人知道，我们都高兴得太早。

A

我住的是普通双人病房，病友是位72岁的老太太。

她英语说得很好，擅长与人交谈，虽然脖子上的淋巴瘤手术伤口让她有时呼吸困难。

她曾是个服装商人，由于多年来缴税完整，因此可以享受所有医保。那种我从头穿到尾的围裙般的病服，她在术后当晚就扯下来了，她有自己花 花绿绿的漂亮睡衣。每天早上洗漱完毕，她必须做且放在第一位的事就是化妆——卫生间的壁柜，根本就是一个小型化妆品专柜。她的裤子永远笔挺，皮鞋擦得一尘 不染。

我不知道手术那天，她是不是也带着一脸妆容进去的。

她从没结过婚，也没有子女。我从没见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偶尔，会有一些电话打进来。“都是些以前的老友，能说话的已没几个了。”她说。这里的“能说话的”，指的是还活着的。

化好妆，等医生查完房，用过早餐，她便雄赳赳地到楼下花园——抽烟，哪怕晚上她经常咳得惊天动地。一咳，伤口就痛，可她不在乎，只要有 一点可能，她就紧闭双眼努力入睡，就像吃饭——每次吃饭她都犯恶心，可哪怕上一秒刚吐出去，下一秒她又会继续往嘴里塞食物。那段时间，我的那些动也没动的 鸡腿或猪排都是她帮忙解决的。

她这种顽强的生命底质真是令人吃惊又钦佩。

某天，护士前来为她换药，她突然有些顾忌地看看我。我们都知道，在医院是极难维护躯体隐私的。可当时我哪儿也去不了，只有闭上眼睛。

但最后还是看见了——另一位护士前来为我做肌肉注射。那真是刻骨铭心的一瞥：对面的那个躯体，所有能够看到的地方都布满了横七竖八的疤 痕，不同色泽的新老肉芽四处突起、扭曲，很多地方的皮肤由于缝合拉扯，就仿佛被用力揉搓再展开的牛皮纸……原来，她不是顾忌裸露身体，而是顾忌裸露那些可 怕的伤疤。

“没办法，我的身体从不肯老实，总要折腾点事出来。你也看到了，因为这丑陋的身体，所以我没办法找男人。”她带点儿自嘲地说，一边迅速穿上衣服，涂好口红，并围上一条浅黄色丝巾。

这一生，她共做过20多次手术：胃、肠、乳房、子宫、脖子、脊柱、大腿……她又下楼抽烟去了。我的脑袋里却一片凌乱，那可怕的伤痕累累 的躯体仍如此清晰。我不知道，要有怎样的力量，又要有什么样的豁达才能每天面对这样一个身体，这千疮百孔的人生。也正是那时，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她在吐 过之后依然能心平气和地继续进食，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探视，妆容仍是一化再化——对一个时常面临死亡的人，还有什么比“举重若轻”更好的药方呢？

一个晚上，我突然被阵阵呻吟惊醒——她正坐在床上，费力地大口喘气。

她没拉铃。也许她太了解自己的身体，也许那些总是跟她谈天说地的人在她的经验里并不能给予她真正的帮助。总之，她就那样，任自己像缺水的鱼般沉重地呼哧作响。

我醒着躺在那里，边上可怕的呼哧声如雷鸣般击打着心脏——三年，整整三年，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一种令人窒息的声音中度过。整整三年，他 从没能真正地躺下，他趴在小桌子上，以一个男人的隐忍，咬牙忍受着每一分每一秒……父亲走了，而我，如今正躺在异国他乡的医院，躺在一个无儿无女的72岁 老人身边……我摸索着用夹子把引流袋别在裙边，撑起身体，慢慢挪到她的床前。

“让我帮你拍拍背吧。”我说。

她是用眼神回答的——剧烈的喘息使她说不出话。那眼神说的是：“是吗？你真的……会这样做吗？”

我一下一下拍着，像一个不常回家的女儿、一个满心歉疚的女儿，拍着……“噢，谢谢你……现在感觉好多了。”十几分钟后，她平息下来。

她再次望着我，这一回，不再有疑问，有的是感激，以及信任。

那一晚，她睡去了。我也终于睡去。

这位相处了一周的老太太，出院时（比我早一天）紧握着我的手，在我额头深情一吻。

“亲爱的，永远祝福你。”她说。她刚做的时髦头发轻轻摩挲着我的脸，香气四溢。

她雄赳赳地走了，而我，在那鲜艳夺目的背影里，微笑地等待充满希望的明天。

B

我出院了。

弗洛17岁时也做过阑尾切除，由于年轻，由于阑尾没有穿孔，手术第二晚他是在酒吧度过的。我虽病得较重，身体也较虚弱，但我们都以为，再过几天，一切都会OK——医生不是说，一切都OK了吗？何况医生什么出院交代也没有，不过是一句祝你愉快，然后拜拜。

因此出院第二天，我们便驾车游山玩水，探访朋友和古迹。回程途中，我开始再次腹痛，最后甚至每走几分钟就不得不停下，可大意的我们依然 不以为然，认为只要多休息就会好起来。第六天晚上，正在喝水的我突然一头倒下并像只虾一样全身拱起——突如其来的剧烈痉挛就仿佛一只大手正在体内抓挠。

又是凌晨1点，又是双人病房，不同的是，这次医院安排做了CT，而那位长发飘飘的主治帅哥也换成了一位慈眉善目的中年男医生。中年医生握着我的手一再说：这次我来帮你做手术，一定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