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娶妻

厚义给我打电话说，哥，俺大爷又给你找了一个老太太。我大惊：不是说好不找了吗，怎么又找了？厚义说，你别紧张，这回找的是保姆，不是给你找的后娘。这个老太太就是年龄大点，身体差点，还带着一个40多岁的傻儿子。我听得一头雾水。我说，你给我说清楚，什么保姆，什么傻儿子？厚义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你问问咱四叔吧，他可能知道。
我给四叔打电话。四叔说，你爸这么大岁数了，找个保姆是好事，已经说好了，管吃管住不给钱，试用三个月，不行就让她走人。我说，父亲的身板一直很硬朗，除了偶尔头疼脑热，没啥大毛病，有必要非找保姆吗？再说，老太太这么大年纪，身体又不好，找了她，是让她给父亲当保姆，还是让父亲给她当保姆？四叔说，你爸他愿意找，谁管得了啊？我问，怎么还带着个傻儿子呢？四叔不耐烦地说，你常年不在家，有个傻儿子不是坏事。
我是某集团军政治部的一个处长，手头上一大堆事儿，可我的心乱了，再也坐不住了。父亲这是要干什么呀？找了一个无处安身的老太太，还带进一个40多岁傻儿子，这不是胡闹吗！虽说找的是保姆，可万一老太太病倒了，能把她撂在大街上？万一傻儿子闹出点事来，能看着不管？我不是慈善家，我家也不是收容站，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我决定回老家一趟，把老太太和她的傻儿子赶走，不能让事情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父亲叫章德元，这年76岁。按说到了这个岁数，找个保姆，我不该大惊小怪。可是，我对父亲太了解了，他今天找的是保姆，明天就可能让她变成老伴儿。在这之前，除了我娘，他已经先后找了两个老伴。
我不愿意回忆我的童年。童年，在我眼中是灰色的，在回味中是苦涩的。
我3岁那年，一个风雨飘摇的夜晚，我的生父病饿交加，溘然离世。不久，那几间破房子塌了，母亲为了生计，带着我改嫁了四门和村的章德元。更大的不幸接踵而至。7岁的时候，母亲又病逝了。我听父亲说过，娘快不行的时候，气若游丝，不能说话了，就是合不上眼，只是流泪。父亲说，我给你治病，把家当全卖光了，你还不满意吗？娘不闭眼。父亲说，你这个儿子，我把他抚养成人，有我吃的，就有他吃的，你满意了吧。娘还是不闭眼，父亲就哭了。父亲哭着说，不给你儿子说上媳妇，我也打光棍，不让他落在后娘手上，这行了吧？娘的眼睛就闭上了。
我从7岁没了娘到18岁出门当兵，十一年，父亲没给我找后娘。我对父亲说，你找个老伴吧，一个人怪孤单的，我又照顾不上你。父亲说，我大老章说话算数。又过了六年，到我25岁结婚成家了，父亲才动了找老伴的心思。不过，那时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的脾气又不太好，没有女人愿意上门。父亲便发狠道，我就不信，我大老章会打一辈子光棍！他拼命干活挣钱，两年后盖了新房，随后就把一个姓卢的孤老太太招进了门。那年他56，卢老太太63。
卢老太太陪父亲生活了九年，最后被他送走了。卢老太太辞世不到一年，父亲又把一个姓王的老太太领进门。王老太太也是个孤寡老人，无儿无女。那年父亲66，王老太太71。
我当兵在外，老婆小那后来又随了军，家里只剩了一个老爷子，我支持甚至怂恿父亲找个老伴。我说，我会像孝敬你一样孝敬她老人家的。但是父亲找的前两个老伴，我是反对的。理由很简单，两个老太太年龄都比父亲大，身体都比父亲差，并且无依无靠，所以嫁给父亲，是因为父亲有个在部队当军官的儿子，是指望靠父亲养老的。
父亲的脾气很倔，他认准的事儿，九头牛也拉不回。我反对无效，只能面对现实，先后把两位继母认下来，像供养父亲一样供养着两位老太太。
第二个老太太，也就是王老太太，跟了父亲十来年，后两年基本上是在炕上度过的。父亲不离不弃，端屎端尿，去年十月份把王老太太送走了。当时我对父亲说：“老爸，你已经送走两个老太太了，可不能再找了。”
我这话是当着二叔、四叔的面说的。我这么说，是想把父亲的后路堵死。我隐约有一种担忧，老爸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把一个老太太领到家里来。
父亲叹口气说：“过了年我就76了，哪能再找呢？不找了。”
我趁热打铁地追问：“你真的不找了？”
父亲似乎有些犹豫，至少是不够坚定，说：“不找了。”
我笑了，说：“二叔、四叔，这话你们可都听到了，我爸他不再找了。我爸可是个说话算数的人，吐口唾沫砸出个坑。”
我接着对父亲说，“我在部队上给你找间公寓房，你在老家呆够了，我就把你接过去，照顾你也方便，省得来回跑。你想老家了，我就把你送回来。多好啊。”
二叔章德亨瞥瞥父亲，哼了一声，说：“你不能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要为厚大想想。”
四叔章德贞说：“大哥，咱不找了，厚大在外面是大官，享享清福吧，不能再给自个儿找累赘了。”
我见父亲表了态，二叔四叔又都向着自己，心里便踏实了许多。
我怎么也没想到，还没过半年，父亲又找了第三个老太太。
我驱车300多公里，匆匆赶回我的老家——唐湾市芳河镇四门和村。
我家的院子，与一般农家的院子差不多，若说不同的话，我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枣树，枣树上拴着一头老驴。父亲早就不用这驴干活了，但一直养着，还特别上心，又是草，又是料，每天还要牵出去遛一遛。几年前我就劝父亲把这头驴卖了，光吃东西不干活，养着干吗呀！父亲恼怒地瞪我一眼说，你说的这是屁话，这头驴跟着我出了大力，卖了，就让人家宰了吃了，我要养着它，养到老死，扒个坑子埋了它。
我一进院门，就看到了一个老太太。老太太在屋门口靠墙坐着，头垂在胸前，大概在温暖的阳光下迷糊着了。听到大门的动静，老太太抬起头，迷迷瞪瞪地往大门口的方向看，然后扶着墙站起来，回头向屋里喊：德元，你看这是厚大不？说是喊，其实她的声音有气无力，有点颤抖，像在呻吟。我看了看她，她的年龄可能比父亲还要大，个头不足一米五，头上顶着稀疏的白发，很乱，扎煞着，脸色发黄，脸上满是皱褶，干瘪得像没有一点水分。她的眼睛是干涸的，眼珠呆滞，好像不会转动，脸上的肌肉僵硬，木木的，看不出什么表情，或者根本没有表情。她迎着我走了几步，脚拖着地，颤巍巍的，像随时会摔倒的样子。我没和她说话，径直进了屋。对家里突然冒出的这个老太太，我心理上一时还难以接受。
父亲勾着头，坐在椅子上抽烟。方桌上搁着他的大茶杯子，那杯子本来是透明塑料的，已经污成咖啡色的了。墙上挂着他那根铜拐棒，还有一盘快散架的算盘。父亲这几年是明显见老了，头发已经灰白，耳朵也背了，过去他的腰挺得很直，头也硬硬地昂着，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习惯勾着头了。他抬起脸来，面无表情地问了句：你咋回来啦？过了一会儿，又说，傻子你还没见着吧，他看牌去了，你去街上弄几个菜，叫你四叔过来，中午一块儿坐一坐。
我想，父亲说的傻子，大概就是老太太的儿子了。我问老太太姓什么，父亲说不知道，又说可能姓杜。我又问了有关老太太的一些问题，比如老太太有亲戚没有，傻儿子是怎么傻的，等等。父亲不耐烦地说了三个字：不知道。看着勾着头抽烟的父亲，我无奈地想，这就是我的父亲，什么也不知道，甚至连人家姓什么都不清楚，就敢收留在家里。
从我一进家，老太太就拖拖沓沓、屋里屋外地忙活着，似乎并不关心我和父亲说什么。
父亲喊老太太：“给我满上水。”
暖瓶就在父亲身边，他的大茶杯里还有不少水。我赶紧给父亲把水满上。
我说：“她傻儿子不是常年在外打工吗，怎么到咱家里来了？”
父亲眯着眼抽烟，烟雾在他灰白的头上缠绕。他瞪了我一眼说：“你别傻儿子、傻儿子地叫，他姓杜，叫憨头。”又说：“他娘在咱家，他来了，咱能堵着门不让进啊！”
老太太把炕上的被子抱出去，晾在天井里。又打扫外屋的炉灰，一瘸一拐地用簸箕端出去。然后又进了里屋，给父亲另倒上白开水，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方形的塑料瓶子，拧开盖，递给父亲，说，你该吃这个了。那是我带给父亲的深海鱼油。
老太太说：“不是告诉过你吗，俺姓赵，怎么忘了？”
听了这话，我心念一动。我和父亲说的话，她是非常留意地听了，耳朵真够好使的！看来，她是个有心人。
我隐约感觉到，老头子已经被老太太黏上了。
我家与二叔家是斜对门，中间隔着一条路。我先去二叔家看了看，然后去找四叔。
四叔一家住在芳河大街的两层楼上。四叔不在家，到街上玩儿去了。我与四婶说了会儿话，说话中自然提到了老太太和她的傻儿子。四婶说，这个老太太更差劲，还带着一个拖累，趁你回来了，抓紧把她轰走。四婶说，一开始谁也没见过这个傻小子，后来老太太在你家站住脚了，就和你爸说，她还有个傻儿子，不知跑到哪儿打工去了，整天唉声叹气、哭鼻子抹泪的，说想儿子了。你爸心就软了，说能联系上不？能联系上，就让他家来吧。你爸一放这话，第二天傻小子就上了门。说是出去打工，还不知猫在哪儿等着呢。你见到你的傻兄弟了吗？不是一般的傻，40多岁了，连个媳妇也找不上，说话前言不搭后语，能抽烟，能喝酒，喝醉了还耍酒疯，有时还抽风，抽起来躺在地上不省人事，满口吐白沫。说他傻吧，也不是真傻，会花钱，经常向你爸要，你爸就十块八块的给。你爸买了烟，他见了就装进兜里，你爸还龇着大牙笑。你爸这哪儿是找保姆啊，是找了俩帮他花钱的。
我一声不吭地听着，越听心里越沉重，渐渐地就生出一个念头：我必须当机立断，把老太太和她的傻儿子赶走。
我去找四叔。下了楼，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一家小酒馆，见里面挺干净的，就要了六个菜，还要了20个肉包子，说好让人家送到家里去。人家问你家在哪儿？我说就是大老章家，铜拐棒大老章。人家就笑了，连声说知道知道。在这个街上，父亲的名气很大，一说大老章，没有不知道的。结了账，还不到150块钱，我正感叹着老家的东西便宜，突然被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街对面有家商铺开业了，门口聚了不少人，巨大的牌匾围着红绸子，有人正往门楣上悬挂。我躲闪着来来往往的车辆和行人走过去，一眼看到，四叔章德贞正在那儿吆吆喝喝帮忙呢。四叔越发胖了，脖子里的肉叠着，腰带在大肚子下面勒着。我与熟悉的人打着招呼，拉着四叔往家走。
路上，我问四叔，这个老太太是谁给找的？四叔说是我父亲自己找的。我问是怎么找的？四叔说在大街上找的。接着他就笑了，他说：“你爸真有两下子，和人家老太太一见面，当天晚上就留下了。”我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四叔忍不住笑了两声，给我说起来。
一日，父亲闲来无事，拄着他的铜拐棒，到芳河大街上转悠。说到他的铜拐棒，有必要解释几句。这根铜拐棒，是用高射机枪的子弹壳做的。当年我在老山前线轮战的时候，有个战友做了这么一根铜拐棒，我便要了来，作为参战的礼物送给了父亲。父亲自得了这根铜拐棒，便如获至宝，擦得油光锃亮，走到哪儿带到哪儿，以致闹出不少笑话。
在大街上，父亲碰上一个乡下的熟人，两人天南海北地神聊，那人就聊到他村里一个老太太，聊到老太太多么多么可怜。原来老太太多年前死了老伴，带着一个傻儿子，几间破房塌了，娘儿俩住在小学校废弃的一间库房里，夏不避雨，冬不御寒，傻儿子四十多了，连个媳妇都找不上。父亲就动了恻隐之心，拍着胸脯说，让她来找我吧，我收留她。当天下午，那人就把老太太给带了来，在家里吃了晚饭，熟人走了，老太太留下了。
据四叔说，父亲对这个老太太不是很满意。老太太比父亲倒是小一岁，父亲间她是不是有病，她说不是什么大病，就是前几年脑子被栓住一回，已经全好了。父亲问她傻儿子的情况，她说也不是实傻子，就是脑子转得慢点，常年在外打工，很少着家，不会拖累人的。父亲就有些犹豫，但他拍着胸脯说了“我收留她”的话，不好食言，硬着头皮把老太太留下了。那熟人竖着大拇指说，“大老章，仁义啊！”
家里凭空冒出个老太太，父亲总得有个说法。他把四叔叫到家里来，把事情一五一十地讲了。四叔说，我没意见，二哥不同意也当不了你的家，就是厚大那里，你总得对他有个交代吧，他要是反对，就不好办了。父亲说，我是老子，他是儿子，我做事还非得经他同意吗？四叔说，厚大对你够孝顺了，你不能蹬着鼻子上脸，真把他惹恼了，你靠谁去？父亲觉得四叔说得有理，想了想说，那就说是找了个保姆吧，我76了，找保姆他不会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