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2)

第一章

生平、著作和学术活动

一、以阅读开始的生命

萨特是一个终生与文字打交道的人。他在1960年发表的《词语》，是一部文笔优美、流畅的童年自传，萨特运用他的存在精神分析法细致地描述了他的童 年。萨特要通过这本自传指明他的思想与他童年的经历，与他童年形成的“偏见”有难以分割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经说过：“我憎恨我的童年，憎恨由它而来的 一切……”这体现了萨特认为他的童年造成了他生命中的不可逾越的部分，对他的性格、气质、倾向无时无刻不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他的一生都是在努力摆脱自 身、丢弃旧由既定的一切、重新造就自己，都在与自身不可逾越的偏见作斗争，但却始终没有摆脱这种偏见……

让?保尔?萨特1905年6月21日出生于巴黎一个海军军官家庭。萨特的父亲在他出生的第二年就因患亚洲热病而去世，无业无钱的母亲只得携刚满一岁的萨特投靠外祖父。从此，他就生活在“一个老人（外祖父）和两个女人（外祖母和母亲）之间”。

父亲的早逝和母亲之后的改嫁是造成萨特“不可逾越的偏见”的两个重要事件。没有父亲，没有父亲的要求和管束，使他从来就没有一般孩子拥有的“父亲一 上帝”的观念，而从来就相信自己是自身的原因。而母亲的改嫁，使他很早就体验到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困难。他认为母亲并不是因为爱情而嫁给这个陌生人，那是 位毕业于巴黎高等综合理工学校的工程师。萨特与他在心理和教养上都格格不入，没有任何交流思想感情的可能。他曾随继父去法国西部罗舍尔港口住过几年，但并 没有改善彼此的关系，反而加深了萨特内心的孤独感，以至于他认为这几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段时光。很快他就又回到外祖父家。我们可以看到，萨特童年发生 的这两次变故，使他较之一般孩子要早熟、敏感，使他从小就对“孤独”和“多余”有所感悟，而同时又具有从中摆脱和证明自己存在的强烈愿望。

在外祖父家，他受到大人们的宠爱，无拘无束。他很少与外界的孩子们交往，他有自己最可亲可近的朋友，那就是书籍。幼年的萨特智力超常，堪称神童。还 在目不识丁时，就爱上了身为德文教授的外祖父的藏书，与书结下了一生的不解情缘。他在三岁就开始翻读马洛的《苦儿流浪记》，在把这本书全部复述下来之后， 他竟能够阅读了。他常常在外祖父的书房一呆就是几个小时。七岁时萨特就开始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梅里美、雨果等法国文 豪的作品。如果说许多孩子是在父母的抚爱下长大的，那萨特则是在书籍中间成长起来的：“我发现了我的宗教。对我来说，没有比书更重要的了……”那些大名鼎 鼎的作家们成为萨特最初的好朋友，书中的人物成为他交流思想感情的对象，并且与他的灵魂相通。

童年时代造成的“偏见”使萨特成为一个把书视为心中的上帝、把写作视为生命须臾不可分离的第一需要的“纯粹知识分子”。对一个作者的最好说明是他的 作品，是他写的书。萨特对童年的描述，展示了用“阅读”和“写作”造就的知识分子的形象。他不断地读书，读各种书；他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写作，是一个以写作 为生的人。他说过：“我反对一切：除了我的职业。以至于有一天，在写下我对道德的看法时，我发现虽然我要以那些并不写作的人的名义说话，而实际上我只是为 一些作家建立作家的伦理学！这就使我不得不追溯到这种奇特立场的根源并寻求其种种预设——或可以说，我童年时代造成的各种局限。”有人形容萨特的写作对于 他是一种酒精中毒，他无时无刻不在写作。波夫瓦说他的手是疯狂的，就像疯狂的爪子：“他除了是一只书写的手，不再是任何其他东西。”这是一种神经官能症， 萨特说是“一种病态”。他的写作事业完全可看做是他的思想和生平的记录，他的写作过程清楚地表明了他是如何调整文学处境、哲学创造和作品的意义。所以，他 的每一种形式的作品都可以使我们进人他的思想。

萨特在青年时代决心走上哲学道路时发出了要“同时成为斯丹达尔和斯宾诺莎”的豪言壮语。这样的追求证明了萨特的特殊性：他因为是哲学家而成为作家， 他又因为是作家而成为哲学家——这种把哲学研究当作文学奇遇、把作家工作当作哲学命运来经历的生活方式，这种把哲学作为文学领地、把文学作为哲学领地的定 义，都是萨特独有的，和他的童年经历紧密相关。

读书、写书构成了萨特的一生。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的生命是从书中开始的，它也必将以书而告结束”,“我写作，故我存在”。

二、巴黎高师阶段

1920年，萨特进人巴黎亨利第四中学读书。后来又进人了巴黎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学习，准备报考巴黎高师。这两年的学习是萨特学术生涯中的一次 重要转折。在预备班学习后期，哲学教师格罗纳?狄斯特利亚要求学生以《绵延的意识》为题写论文。也是在准备论文的过程中，萨特萌发了对哲学的巨大兴趣。他 认识到哲学的价值，认识到哲学可以有助于他的文学思维和文学创造。从此，他开始大量阅读各种哲学著作，对柏格森、尼采等哲学家特别感兴趣。他决心以哲学为 自己的终生事业。

1924年，萨特以第七名的优异成绩进人巴黎高师，开始了专门的哲学研究。这里是培养出那么多世界著名学者的“思想家摇篮”，对萨特来讲如鱼得水。 很快，他就成为无视任何宗教，藐视正统索尔本大学教学秩序和沉闷气氛的高师学生的首领。伊波利特、雷蒙?阿隆、尼藏、列维?施特劳斯、梅洛?庞蒂等都是和 他同时在高师学习过的前后同学。萨特分外珍视高师的学术气氛和自由的学风，“进人高师的第一天就意味着独往独来的开始。和许多人一样，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 幸福的时光”。据萨特的终生伴侣西蒙娜?德?波夫瓦回忆，萨特只是为着读书、写作而生活。高师的气氛很对他的口味，因为他对陈规旧习、等级、家庭、既定的 权利和义务、强行要遵守和实行的法规不能接受，深恶痛绝。在学校的学习中，在大量的笔记中，在与师生的交谈、讨论中，他都显示了一种令人震惊、别出心裁而 又非常连贯、系统的思考。在这个时期，他已经开始注意“偶然性”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蕴涵着有关存在、人的存在、必然性、世界、自然等等的思想的萌芽，很多 同学都预见他会写出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这部重要著作当然就是1943年发表的《存在与虚无》。

三、大战前后阶段：《存在与虚无》发表

萨特是怀着“要同时成为斯丹达尔和斯宾诺莎”的雄心壮志以优异成绩毕业离开高师的。在服完18个月的兵役之后，萨特于1931年来到法国西部港口城市勒阿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师，正式开创新的哲学道路。

萨特对20世纪初期在法国学院派中占统治地位的新康德主义和实证哲学非常反感，他认为这二者是纯粹的唯心论和理性主义，这种从思维到思维的哲学，脱 离现实和人生，难以解决时代提出的种种新问题。另一方面，萨特对唯物论也没有好感，认为唯物论是用意识之外的东西解释意识和人。而萨特自己则决心要寻求一 条新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希望能建立一种同时避开唯心论和唯物论而又是现实主义的哲学体系，以向传统理性主义权威宣战。现象学使萨特的意愿有了实现的可能。

萨特真正了解现象学是在1933年。他的高师学友雷蒙?阿隆从德国法兰西学院进修归来，向萨特概述了胡塞尔的现象学理论。现象学与他的意向一拍即 合。萨特认为多少年来所希望和追求的就是这种真正的哲学。他把现象学视做当代最现实的哲学：“多少世纪以来，人们从来没有在哲学中感到这样现实的气氛。现 象学家们把人重新置于世界之中，他们恢复了人的焦虑、痛苦以及反抗的全部价值。”

萨特正是要从现象学出发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为此他在1933年赴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在柏林的一年，对萨特哲学体系的形成和发展至关重要。他有机会认真研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著作，并系统接触了舍勒、雅斯贝尔斯等的作品。这些成为萨特存在主义体系建立的基础。

1934年，萨特从德国回到巴黎之后，陆续发表他的第一批哲学著作：《想像》（1936），《自我的超越性》（1936），《情绪理论初探》 （1939），《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1939）。在这些早期著作中，萨特运用现象学方法研究意识、情绪、想像、自我等问题，实际上是 为《存在与虚无》的完成作了理论上的充分准备。

《存在与虚无》完成的另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残酷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萨特是远离政治的，对于以后在他的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的“介入”和“行动”等概念尚未有明确的设想。他的著作，无论是哲学和文学的，都偏重于心理分析，偏重于对“自我”的内心情感的描述。战争使萨特发生变化 的最根本的一点是：他不再满足于一种心理上的内在自由，不再满足于用现象学的方法去解释现实，而是强烈地渴望一种“介入”的自由，一种要深人到现实中去的 自由。不仅仅要用一种新的哲学解释世界，而且要在现实中去实践哲学思想。

在战争中，萨特始终站在反法西斯战线一边，是法国抵抗运动的坚定战士，立场鲜明。1939年9月，萨特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应征人伍。在军中，他没有 停止读书和写作，每天记日记并且写下大量的读书札记（在这期间，他大量阅读克尔凯廓尔、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书）。这些日记在40年后的1983年，由加利 马出版社以《荒诞战争手记》为名出版。

战争没有像萨特预料的那样很快结束。持续的战争、法国的惨败把萨特的命运和政治现实紧密联系起来。1946年6月21日，萨特在洛林被德军俘虏，后 转入德军集中营。集中营的经历给萨特留下的记忆是难以磨灭的。囚犯们在恶劣的条件下群居的事实，使萨特获得了一种宝贵的体验。在集中营里，他仍然没有停止 写作和读书，他向随军的忏悔神甫们宣讲海德格尔的哲学，甚至与难友们排演他的剧本《巴里奥纳，雷神之子》，并在其中担当角色。在集中营里，萨特感到自己属 于一个群体，他人对“我”来讲是不可缺少的，囚犯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但另一方面，他更多的是体验到一种在别人注视下的痛苦、群居中的孤独，也就是体验到 人与人之间难以摆脱的对立和冲突。他在后来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如果我总是把存在主义的某些面貌悲剧化，那是因为我忘不了在集中营中经历过的感情，那时我 经常赤裸裸地在别人的目光中生活，而地狱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来了。”应该说，萨特哲学中有关“他人”的描述，无不与他在集中营里的这种体验有关，这种体验 是《存在与虚无》十分重要的部分“他为”的重要根据。

萨特1941年从集中营回到巴黎，继续任中学哲学教师。他更加热情地投身反法西斯斗争。他和梅洛?庞蒂、德桑第、波夫瓦等左派知识分子一起组织成立 反战的“社会主义和自由”，为集合反纳粹力量、建立战后民主新政体作准备。而与此同时，萨特没有停止写作，终于在1男3年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哲学巨著《存在 与虚无》。这部著作在大战期间发表，具有特殊的意义，在抵抗运动中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甚至有人称之为“反附敌宣言”、“自由存在论”。《存在与虚无》奠定 了萨特的无神论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内涵和根本基调。

四、萨特存在主义的年代：大战结束至50年代末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萨特和他的战友、同伴们一起和巴黎人民共同欢庆胜利。战争结束了，但它在人们心灵上的造成的创伤远远没有平复，它在地球上留下的陰影远远没有消除。面对战后满目的苍凉废墟，人们感伤、茫然，对社会和他人失去信任，优虑重重。人们强烈希望摆脱，摆脱这个世界的混沌不安，摆脱令人窒息的过去。

萨特和他的同伴们的活动和思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迎合了当时普遍的历史心境。他们经常在圣?日耳曼大道上的花神咖啡馆聚会，他们的 著作相继出版。萨特和梅洛?庞蒂、阿隆、波夫瓦等人一起创办了《现代》杂志，这份杂志成为存在主义的主要宣传阵地和重要论坛。1945年10月萨特在布鲁 塞尔还发表了著名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演讲。他的小说、剧本也广泛流传起来。于是，“存在主义”一词不胫而走，萨特等人名声大振。报刊杂志等媒体 上不断出现有关存在主义的文章和谈话，最初，萨特拒绝“存在主义”的称号，1943年他在塞尔夫出版社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公开声明：“我的哲学是一种关于存 在的哲学，但存在主义是什么，我不知道。”萨特曾断然反对把这个称号加在他和他的朋友们头上。但是在此时，他屈从于社会舆论了：“人们都管我们叫存在主义 者，我们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