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6)

2）主体性：萨特认为，从胡塞尔的意识出发解释的主体性实际可归结为一种奇特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拯救”这“对诸物的权利”，也就是要回到实事本身 的权利。而这种主体性的一部分抵制诸物，反对诸物，并拒绝与之融合。这部分意识胡塞尔从他的最初著作到《观念》就不断地重复、强调，它是独一的物的“原始 的结构”。著名哲学家，也是胡塞尔《观念I》的法文译注者利科这样解释胡塞尔：“胡塞尔删除了本质，留下了通过还原行为进行删除的‘我’；删除精神：由于 缺少一种它的行为能够为之并在其中环接的意识，本质于是就塌落了。”萨特坚持了这个假设，他运用了胡塞尔的这个意识的论题。针对所有来源或不来源于柏格森 主义的生命主义，它们要把（直到19世纪下半叶）“大全”和“我”。“存在”和“心理学”混合在同一个“内在水平”上。萨特接受了胡塞尔的思想，他认为这 样作为具有意向性的纯粹意识的主体性具有真正的超越性。当然，萨特在这个问题上对胡塞尔仍然不能完全满意。早在《自我的超越性》中，萨特就批评胡塞尔改变 了早期的立场，而是退而保留了“先验的我”，这也说明萨特是要在自己的方向上运用胡塞尔的现象学。我们下面还要谈到这个问题。

3）意识和诸物的关系：这个问题还是与萨特意欲同时避开唯心论和唯物论的立场相关：他不愿意用意识反对物，也不愿意用物反对意识。胡塞尔在这两方面 的运作中都对萨特有所帮助。运用胡塞尔的意识论武器，萨特始终和唯物论抹消主体和唯心论抹消世界这两种倾向斗争。与他的同代人和前人不同，他说：“我拒绝 在实在论和唯我论、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作选择，我拒绝这种贯穿着哲学史的苍白无力的对立说——即或者在没有意识的情况下把握世界，或狂热追寻意识而忘记了 世界。如何能够在不相信我们对诸物的感知完全被诸物决定并且只是在实体中标志的真实反映的情况下，相信诸物的物质性呢？如何能够相信意识的活动而又不趋向 直至说这种活动赋予诸物以其真实和意义呢？”萨特于是“找到”了胡塞尔，他认为胡塞尔在这个关系上能够帮助他解决问题。其实柏格森就曾经想要解决这个问 题，但是他的解决不能让萨特满意。萨特认为，柏格森只是在物与意识这两项之中确立一个才能坚持这两项并得以超越交替。萨特否定了柏格森的最终解决方法。萨 特所要求的是一种真正的“物”,没有意识“意向所指”的物不是真正的物；他要求的是真正的“主体”，而意识不向外进行意向性活动，那就不是真正的主体。经 过这样改造的意识与物二者之间的关系，就应该是超越了唯物论和唯主体论的“贫乏”对立的一种辩证法。

4）他人：萨特在他人问题上的构想，在胡塞尔那里主要参照了“他我”概念。这也是与萨特的伦理思想归属很有关联的问题。胡塞尔在《笛卡尔的沉思》第 五沉思中说：这个“最初的自在”是“另一个我”。他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先验现象学》中说：这种“交互主体性”空间也有其物质性，是由诸多自我的“被限制 的主体性”形成的，设定了一种“社会的主体性”。传统的习惯是把主体到上帝、人到超人称为超越。而在20世纪30年代，人们从现象学那里得到的是具体的、 活生生的、被体验的超越的“建构”，是作为他者突现出来的、超越了纯粹属于自我的东西。这些超越成为这个“非我”世界（对象世界）的可能条件，在融合和排 斥这双重运动之中，构成了真正的我的诸多“他我”的内在——超越领域。这在勒维纳斯那里更加明显，成为了他的伦理思想的起点，比如他人、面貌等等，他更是 把胡塞尔的思想推至极端，构建了以绝对他人为中心的“为他人”的伦理学。而萨特，从来没有写过有关伦理学的著作，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对 此他常常怀有深深的遗憾和后悔。但萨特说过，“自为的责任令人感到压抑”，还说过，“个体对所有人和所有的一切负有责任”,“没有非人的处境”，或者“我 的任何行动都是对世界的意义和人在宇宙中的位置的活动”。这些话如果只单纯地从柏格森的影响来考虑，就不能得到真正准确的解释。只有追溯到胡塞尔，参照胡 塞尔的著作，比如《欧洲的科学危机和先验的现象学》中有关与他人的关系的论述，才能得到答案。特别是到了晚年，萨特越来越清醒地从政治幻想中走出来，趋向 了伦理道德。他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表示：“就这样，我抓住了它，可能是现在……我的余生……沿着被遗忘的长河，对胡塞尔的怀念使这个计划成为可能。”可以 说，那时“胡塞尔仍在，直到最后，胡塞尔是萨特漫长的世纪里程中最初的也是最后的同伴”。

这让我们又想起德勒兹的话：“……萨特是一股清风……他是站在胡塞尔肩膀上的一个孩子……”

3．萨特与海德格尔

与其说海德格尔对萨特影响很大，不如说，他对萨特是“具有无限诱惑和魅力”的另一位导师。当然，这种魅力是对萨特那一代人所共有的。比如法国怀疑一 代的优秀代表、20世纪法国思想怪杰福柯，虽然他更加接近尼采，但他是通过海德格尔读的尼采，他从来没有忘记指出海德格尔是他的“反人道主义”思想的根 源。比如法国精神分析学大师拉康，他早在1955年就翻译过海德格尔对赫拉克里特逻辑学的评述，他认为海德格尔的思想是“世界上最高傲的思想……具有至高 的意义”。再比如法国结构主义代表、文学评论家罗兰?巴尔特，他宣称他关于作者之死的论述始终沿循的是海德格尔的足迹。法国另一位结构主义、西方马克思主 义代表人物阿尔都塞，则宣称《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对他有关马克思的反人道主义理论的研究不无影响。还有法国杰出哲学家、犹太经典《塔木德》的优秀研究学 者勒维纳斯，更对海德格尔崇仰倍加，他说没有任何“海德格尔事件”能够中断他与海德格尔的关联和崇敬。在著名的《整体与无限》中，勒维纳斯说：“我从科叶 雷那里得知海德格尔与纳粹的合作，但是这不能阻止我在战后继续在《存在与时间》中看到‘当代存在论的伟大创新’……我从来没有后悔和否认我年轻时代对他的 这种仰慕。”所以，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对那时的一代法国知识分子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的魅力和吸引。